侯孝贤的电影人生
作者
KTV杨德昌电影经验这样
台湾电影史上这样写道：“如果说台湾电影有两个名字是中国电影史无法错过的，那么一个是杨德昌，另一个则是侯孝贤，或者还有李安。按照焦雄屏的说法，侯孝贤是中国传统的，感情饱满而丰富；杨德昌是西方的、现代的，感情冷静而内省，而李安则游刃于他们之间。”杨德昌以及李安都曾写过，那怎么能错过侯孝贤呢？
侯孝贤于台湾电影的意义在于他开拓了“长镜头美学”。他就像是一个旁观者，偶尔娓娓道来，偶尔沉默不语，平静的用他的长镜头展开充满着中国山水画留白的无尽画面，而画面里的台湾小城镇，衣着朴素的青涩少年，年迈老朽的台湾阿公……一切的一切都让观众在静观这种简约的镜头下，深深地感到一种情感和意象的延伸。
侯孝贤说：生命中有许多吉光片羽，无从名之，难以归类，也不能构成什么重要意义，但它们就是在我心中萦绕不去。
侯孝贤祖籍广东，1947年生于梅县，一年后因父亲前往台湾工作而全家搬到台湾。当初家人都以为这不过是暂时迁居，父亲只是工作一段时间就回大陆，所以台湾的家一简再简，连家具买的都是最便宜的竹制品。谁知一住就永久地呆了下来。
父亲是报馆编辑，身体不好，有气喘，侯孝贤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过世，全家都依赖母亲做小学老师养家。那一种沉重的负担以及失去丈夫的痛苦氤氲在母亲的脸上，他为了逃避这一切，几乎所有能不在家的时间他都在外头游荡，围绕着凤山之外的城隍庙。城隍庙是台南戏曲集散地，大约每个月都会有一场戏曲比赛，歌仔戏、布袋戏、皮影戏。他还有一种方式挥走沉重便是沉浸在文字中，他和哥哥骑着飞车借一篮子书回来，那是他文学上的启蒙。
十二岁那年，父亲去世的来年夏日，他赤着脚，通过后门来到县长公馆的前厅，坐在墙上偷摘芒果。墙外面就是马路。整个街道非常寂寥。远远传来脚踏车吃力轮转声，声音如此微弱，分不清脚踏车从哪里来又要往哪里去。树下面是一个独立世界，有人出来转一圈，一会儿又不见了。坐在树上的他清醒地感受到微熱的风，安静的蝉声，人的活动。他突然感到寂寞。好像时空整个凝结在那里。这个印象成为他后来对电影的基调，他说：“电影就是你突然停下来，感受你所在的时间和空间。”
然而他也逃学玩戾赌博，甚至打群架，宛然一个不良少年。他好赌成性，会想尽办法挖钱，向杂货店老板借、跟祖母要。“赌瘾来时，家中的铜线、厕所的铜片都拆去卖，再将钱拿去赌，一心只想赢钱乱花。”也因城隍庙一带打架生事，甚至几乎被退学。幸亏一位女同学联手“造假”做了很多好事，才把操行分加到61，勉强读完大学。这位女同学后来成为他的太太，这是后话。
他人生中的重要转折点是在到了要去当兵的那一刻，他自觉地跟那种生活切断。不过他却不后悔之前的人生——在这种少年斗殴的过程中他慢慢感受到一种眼光，当做一件比较大的事，比如说把士官俱乐部砸了，就会感觉别人的眼光不一样了，对他会突然有种尊敬——就是会让他有点膨胀的感觉。之后就会有同学受了欺负回来告诉他，同学说报他的名没用，还是被打，他就出去，去找，找到就打，他打那些人发现他们不会还手，他发现自己原来已经有了累积。这都是经验。这些经验就像晶莹的贝壳，出现在他的电影海洋里。
他不是一下子就到电影中心的，之前在电影圈外徘徊，后来他走进“国立艺专”电影科。毕业后先是当了八个月的电子计算器推销员。当他准备日子就这么一直混下去的时候，当时在李行导演身边担任副导演的李融之找到他，他便到李行的剧组担任场记。
那时的他还没想当导演，他以为自己会是一名演员。当然他如愿地走入杨德昌的《青梅竹马》，然而他不高不帅，在表演圈没任何优势。后来走着走着就到了导演界。
1982年也算他人生中重要的一年，这一年的一个下午，台北一家咖啡厅，他认识了朱天文。这个柔弱羞涩的女孩子后来成了他的御用编剧。两人一起创作了一部又一部经典作品，其中《风柜来的人》被认为同杨德昌的《光阴的故事》一样，是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开始。
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侯氏美学。他的美学风格在相当大程度上，便是长焦镜头的美学。他倾向于实景拍摄，选用业余演员，以及对日常生活琐处的高度关注。他把角色与背景，动作与环境放到同等重要的程度上。镜头画面的构图看上去显得较为拥塞，那是他精心组织的结果，以便突出人物行为或置景中的微小细节，这会丰富他故事的展开。
侯孝贤最好的时光是在1989年。那一年，出炉他的巅峰之作《悲情城市》。仍然是静默的长镜头，不动声色地直面动荡的年代，记录家庭的兴衰沉浮。这部作品延续了他作品最重要的基调：一个俯瞰人世的旁观者。温暖，但带着距离，所以绝对的清醒。影片获得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并获得当年的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当年的媒体大肆报道，称赞他的作品，“他的每部作品都保持非常之高的水准，且均有所突破；其创作为台湾历史与民众命运写下生动篇章，那些即兴式的街头、乡间实景拍摄，混合职业及非职业演员的真实自然表演，运用画外音、长镜头、空间景深营造的情绪张力及诗意氛围，都成为其作者电影的标志。”
《悲情城市》之后，他试着自我突破，镜头突然骚动起来，电影拍摄的跨度也越来越大。从《南国再见，南国》到《千禧曼波》，关注的是城市青年的生活；《咖啡时光》和2007年的短片《红气球》，是别人的命题作文；《海上花》完全用内景表现旧上海的妓女生活。
西方媒体开始对这个来自台湾的小个子导演发生了兴趣，有一个法国导演一直想做一部有关他的纪录片。在纪录片《侯孝贤画传》中，他自在自得地嚼槟榔、吃地摊食品、喝老人茶——好像回到城隍庙的粗放撒野的少年时期，像个野孩子在那片被他拍摄了无数次的土地上，朴素地生活着。继而他在KTV里放声高歌，谁能想象这样一个可爱的人，也有浑厚苍劲的嗓音，唱起电影《多桑》的主题歌，陶醉和投入地迷起眼睛。
频频拿奖之后，一贯褒奖他的人们开始翻脸，转到反对的阵营，开始公然地指责他的作品：太个人化、“票房毒药”……甚至有人说他害了台湾电影。可是他有自己独立的电影体系，不太在意别人的批评，他觉得艺术创作最重要的是对得起自己。
如今已不是侯孝贤最好的时光，但他依旧活在他最好的时光里。老了的侯孝贤，少了锐气，转成了一种温和的绵劲，片子的基调愈发柔和温暖，但背后是“准确，粗暴又直接”的另一种表达。但有些东西刻进他的血液里，他坚持拍这样的电影——平易，非常简单，所有的人都能看。但是看得深的人可以看得很深，非常深邃。在一个即刻间就被遗忘的时光里，即使高清拍摄成为当下主流，他坚持用胶片创作，一遍遍排戏让演员进入环境，等待着艺术的灵光一现。每一个能抵达自己巅峰的人必定有自己固执的坚持。
侯孝贤是个非常念旧的人，有自己的电影公司，已经几年没有拍电影，但一直发工资养着十几个电影从业人员——这些人跟随他最久的有三十多年了。他们每月拿着近一万多元人民币的工资，大部分时间去做别的电影。“我不从他们的片酬里拿提成，我拍片子的时候他们能回来就是了。”侯孝贤说，他必须要让这些真正做电影的人还能做电影。
现在的他按照自己的原则去生活，每天起来给家里人做早餐，然后出门买菜，之后坐一小时公交车去台北市中心的咖啡店，或思考或开会，到傍晚回去做饭。有时候，女儿会带着外孙女过来吃饭。
他还是常常想起城隍庙岁月，他说：“以前在城隍庙打架成流氓头领的日子，我觉得那才是男人。现在的男人越来越中性，女性以后会比男性强。但我怀念那个有力量的世界，像狗一样，彼此之间咬，准确，粗暴又直接……”
后记：
侯孝贤是台湾最民族，也最中国的导演。他的心细腻，也温柔，多情，亦淡情，从小嬉闹，打架，赌博，混黑帮，继后从军，斩断过去的人生，在片场做场记，编剧，副导演，和陈厚坤一唱一和负责场面调度，八年的职业生涯磨练，前面的丰富人生经历，才渐渐塑造出现在的侯孝贤和他的电影观。通过他的电影，我们才更好地看到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然后看到了我们自己。
作为后记，期待他的新片。
作者 寒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