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食货志》中的生态保护理念
《食货志》，是中国纪传体史书中专述经济史的篇名。「食货」一词，语出《尚书·洪范》所言「八政」，其中一曰食，二曰货。「食」大致为粮食谷物，属于农业生产范畴；「货」大致就是货币，属于商品流通范畴。最早专门记载食货经济的古代专着是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平淮书》，但他没有使用「食货志」的名称。东汉班固的《汉书·食货志》是第一部出现「食货志」名称的古书。到了唐代，《食货志》的编撰被制度化、经常化。《食货志》为了解历代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当时社会经济状况提供了重要史料，其包含的生态保护理念，也对今天探索环境与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顺时生产，劝课农桑
中国古代农业生产重视顺应时节，人们通过对自然界的观察归纳总结了不同的时节气象，并按照节气规律安排农事和生产。《食货志》中的劝农顺时意识，体现了古人尊重自然规律、根据时令开展农业生产的智慧。
《汉书·食货志》中描述了「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农业生产规律，根据春夏秋冬季节的变化来利用土地、开展农业活动，同时劝民不违农时，「以顺阴阳」。《晋书·食货志》中「命春鳸以耕稼，召夏鳸以耘锄，秋鳸所以收敛，冬鳸焉于盖藏」，明确阐述了一年四季的农事规律。《宋史·食货志》中则明确提出了「劝令种莳，候岁熟共取其利」「劝恤农民，以时耕垦」的农业生产观念，就是说要根据时令来种植农业作物，时令未到不得伤生，按时序焚烧野草，有节制地放牧等。宋朝还设置了「野虞」的官职，专门管理山林资源，禁止在春、夏两季林木生长季节进山伐木。
历代《食货志》中均有鼓励、重视农桑畜牧生产的记载。《辽史·食货志》记载辽太祖之仲父述澜为于越（辽代的官名）时，带领部族「树桑麻」。辽太祖统一各部落之后，推广种植，「程以树艺，诸部效之」，并要求官员致力于农桑树艺。统治者还将重农劝农体现在行动上，宋太宗「亲耕籍田，以劝农事」，在初春播种季节行亲耕籍田之礼，以作为重农劝农的表率，劝民耕桑，下诏严禁地方官员妨碍农时生产。宋真宗天禧四年，设置诸路提点刑狱朝臣为劝农使、劝农副使，分管督导地方农桑生产。宋神宗在位期间实施方田均税法，但对于百姓从事山川泽薮的多种经营「皆不立税」，诏司农以《均税条约并式》下令立法鼓励种树，视成活情况减免百姓租赋（《宋史·食货志》）。《唐大诏令集》记载政府提出「每丁每年种桑三十树」的法律义务。《元史·食货志》记载，元世祖即位之初，就颁布了「农桑之制一十四条」，从法律层面确立了对农林种植的重视。《金史·食货志》《魏史·食货志》《明史·食货志》都记载通过专设官员的举措，规范和推动农林生产。
以时养杀，以时禁发
人类早期，社会生产力低下，主要的生活资料靠采集、捕猎自然食物取得，野生资源的开发利用成为重要的生产活动之一。古人很早就认识到杀鸡取卵、涸泽而渔的做法无法长久，必须根据时令进行养杀。
古人提出，「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即养殖鸡、猪、狗、彘不要误时，一年中春、夏两季是动植物生长发育阶段，不能用雌鸟或牝兽祭祀，不能杀怀孕的母兽以及幼虫、幼兽；秋天鸟兽长大后才能捕杀。《宋史·食货志》记载诏书中明令时令未到不得伤生，要在十月份以后焚烧野草，并防止火势蔓延成灾。宋英宗在诏书中提出，春天是发展农桑生产的大好时节，「一岁之功，并在此时」。并告诫各地负责官员「省事息民，无夺其时」「毋致失时」，严禁地方官员妨碍农时生产。
古代「养杀」「禁发」并非全面禁止，而是根据时节有节制的「禁捕」「禁杀」。《辽史·食货志》记载，辽圣宗明令禁止冬季「置网捕兔」，并在诏书中提到「禁诸军官非时畋牧妨农」，不允许军官不合时令田猎妨碍农事。《明史·食货志》记载，明仁宗朱高炽时期，手下大臣送来玉面狸（又称果子狸），被明仁宗斥责，认为这样劳民伤财，「不予收取」。明弘治年间，禁止各属国进献珍禽异兽，多次放生野生虎、猫、鹰、山猴、鸽等。
因地制宜，生态耕作
《食货志》中有许多关于农业生产要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土地的描述。《宋史·食货志》在农业种植方法上提出要「随风土所宜」。《辽史·食货志》提出冀州以北适宜养马，沿海地区适宜造盐。《汉书·食货志》提出「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田中不得有树」。西汉初年，对匈奴的三次大规模战争对农业生产造成了很大破坏。汉武帝末年，为了恢复农业生产，搜粟都尉赵过总结西北地区的抗旱经验，推广了一种新的耕作方法——代田法。代田法并不是整体一块地的休耕，而是在地里开沟作垄，沟垄相间，作物种在沟里，沟充当种植区域，垄充当休耕区域，沟垄之间相互更替休耕。这种耕作方法有利于保持地力，抗御风、旱，增产增收，《汉书·食货志》称，「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
《宋史·食货志》提出农业方面要因地种植，江北「杂植诸谷」，江南「专种粳稻」，以适应当地「土风」。《元史·食货志》提出根据不同田地，以「区田之法」因地制宜开展耕作，对于取水不便之地「听种区田」，对于有水田之地，则「不必区种」，对于靠近水的地方，允许开挖池塘以「养鱼并鹅鸭」以及种养「莲藕、鸡头、菱角、蒲苇等」。古代因地制宜开展生产生活，对于耕地轮作休耕、资源开发利用发挥了重要作用。
取用有度，戒奢以俭
古人很早就意识到获取自然资源「有节」「有度」的重要性。关于取用有度最早在《汉书·食货志》有记载，「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主要讲的是在开发、利用生态资源时要有度有时，否则必会枯竭。又如「量入而为出」（《旧唐书·食货志》）、「用物有节而易赡」（《新唐书·食货志》），均体现了有度、有节制的思想。《宋史·食货志》则体现了一定的可持续发展观念，「天地生财，其数有限」，认为天地之间的资源有限，国家制用要从长远利益来考虑，「不求近效而贵远利」。国家不能只顾眼前，而要考虑长远。《汉书·食货志》中强调：「且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为潢洿也，竭亡日矣。」如果帝王将民用全部拿来充实自己的府邸，那就好像堵塞水源使成为池塘，不多日子就会枯竭，而节约储备，是「天下之大命也」。
古代《食货志》中关于勤俭节约的阐述非常多，比如「文帝即位，躬修俭节，思安百姓」（《汉书·食货志》），「帝性恭俭寡欲，故取民之制，不至掊克」（《宋史·食货志》），「用之必有度」（《旧唐书·食货志》），「用物有节」（《新唐书·食货志》）等。这些朴素的生态保护思想以及对待大自然取之有度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自然环境。
中国古代农耕文明对自然环境的极大依赖性，促使人们主动关注自然生态环境，并形成了尊重自然、爱护生态的朴素生态观念。对于今天探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也有启迪意义。
（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张李蕾
作者 张传秀 刘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