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23 规定画上句号
2023 年新赛季，中超将不再实行 U23 规定。
这项为 23 岁以下球员提供出场支持的规定，存在了 6 年。6 年中，各方面对这一规定褒贬不一。从结果看，这一规定改变不了中国足球缺少优秀年轻球员的现状。从过程看，这项规定成为联赛中的问题之一。一项从推出之日起就极富争议的规定仍能推行下去，并且存在了 6 年，耐人寻味。
修改与应付
U23 规定推出于 2017 年。当时，中国足协及职业联赛管理部门认识到各级俱乐部优秀国内球员稀缺、国字号球队人才供给不力，要求每场比赛每队必须有一名 23 岁以下球员进入首发阵容。
规定一经推出，便引起哗然，因为这相当于「保送」一名年轻球员进入首发，对各队的战术设计和成绩都有影响。于是，在当年的转会期，各队开始关注自己的 U23 球员，看看谁有实力打首发，或者打首发后对球队影响最小。
没想到，执行新规的第一个比赛日就出了问题。在 2017 赛季中超首轮比赛中，辽宁队的 U23 球员王峤首发出场 16 分钟后就被换下。他在场上的时间里连触球都没有几次，很明显，俱乐部是在应付新规。辽宁队没有办法，球队青黄不接，王峤在适龄的 U23 球员中虽是佼佼者，但比起老将有很大差距，队里也只能做出如此选择。
而后，类似的情况频繁在中超赛场出现，最极端的是江苏苏宁，曾经在比赛第 6 分钟就把 U23 球员换下。U23 规定等于少一个换人名额，这已成为各队共识。
有了这个漏洞，中国足协很快对规则做出修改。2018 年，新的规定明确各队 U23 球员除首发之外，上场人次要与外援上场人数挂钩。也就是说，如果一支球队使用了 3 名外援，就要有 3 名 U23 球员登场，其中必须有一人首发。
这一改变带来的最大困扰在于主教练的排兵布阵。外援是球队争取好成绩的基础，必须出场，但出场几名外援就要上几名 U23 球员，主教练不得不左右衡量。于是，赛场上便出现一名 U23 球员换下另一名 U23 球员，再被下一名 U23 球员换下的怪异操作。2019 年的中超赛场，天津天海曾经让 U23 门将马镇以前锋身份替补登场，4 分钟后又用另一名 U23 球员将他换下，以此来完成规定的要求。同年，河南建业的 U23 球员杨国元在对江苏苏宁和北京人和的两场比赛中首发，分别在第 2 分 12 秒和第 1 分 30 秒就被换下。
因为方式太复杂，各队叫苦不迭，中国足协又做出了调整。这次调整相对人性化，免去了各队的反复算计之苦。新规定要求每场比赛每队场上的 U23 球员不少于 1 人，即 90 分钟比赛里始终有一名 U23 球员在场就行。
这个规定沿用至今，场上的问题少了很多，但设立的初衷还是没有实现。
超龄等于「下岗」
U23 规定客观上确实给年轻球员提供了出场机会，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比如张玉宁，他在 2019 年加盟北京国安，作为「最强 U23」当然占据一个主力位置。正是因为他的存在，北京国安在某些时候甚至把外援巴坎布放在替补席，或者让张玉宁和巴坎布组成双前锋。
2020 赛季，张玉宁的表现有了明显提高，在多场争冠组的比赛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经过几年的磨砺，去年他升级为国安的锋线「大腿」，成为本土射手王。张玉宁自己承认，没有大量的比赛机会，不会进步这么快。
张玉宁进步，国安另一名本土前锋王子铭的地位变得尴尬。王子铭在 2019 年还是 U23 球员时，表现并不比张玉宁差，两人各有特点。2020 赛季亚冠小组赛中，王子铭的进球帮助国安战胜对手。进球后，他秀出肌肉，表达了竞争主力的信心。然而，联赛开始后，大一岁的王子铭不得不给张玉宁让位，自己去和外援巴坎布竞争锋线另一个位置。回看过去，两人之间的差距就是在 2020 年拉开的。
事实上，24 岁一直是 U23 规定的最大硬伤。U23 规定在 2017 年实行时，就有了 24 岁退役的调侃。这些 24 岁的球员在球队中崭露头角，位置不稳固，U23 规定让他们成了球队的牺牲品。
北京国安的杜明洋出生于 1993 年，是中场球员，2016 赛季得到意大利名帅扎切罗尼和谢峰的赏识，获得出场机会，越踢越好。尤其是联赛最后三场，他场场首发，接连送出助攻，据称有望成为下一个张稀哲。2017 年，杜明洋年满 24 岁，沦为 U23 规定的牺牲品，前一年 5 次出场打入 1 球、助攻 2 次，2017 年出场仅 2 次。2018 年，这位曾经被寄予厚望的中场新星转会中乙球队，此后混迹低级别联赛，不到 30 岁便退役了。
杜明洋的情况令人惋惜，顶替他的 U23 适龄球员同样如此。2017 年起，北京国安为了应对 U23 规定，先后引进国青队主力唐诗和韦世豪，重用梯队培养的巴顿。3 人所踢位置相似，形成竞争，最终唐诗被国安放弃，巴顿成为替补，笑到最后的 U23 球员是门将郭全博。因为无论唐诗、韦世豪还是巴顿，上场以后都将占据前场的一个位置，势必牺牲张稀哲、朴成、比埃拉、奥古斯托、巴坎布等实力球员中的一人，显然不划算。于是，主帅施密特大胆起用出生于 1997 年的门将郭全博，一下解决了 U23 问题。郭全博也在长大，2021 年已超过 23 岁，迅速被实力更强的老门将侯森取代。
无论巴顿、郭全博、刘洋、陈彬彬还是黄紫昌，这些球员都曾经是表现抢眼的 U23 球员，甚至因此进入了成年国家队。但是，当他们超过 23 岁后，马上就跌落到替补席的末尾。
北京国安的现象只是中超各队的缩影。青训基础不错的山东鲁能、上海上港不用为没有好的 U23 球员而苦恼，却要为谁登场而头疼。
以山东鲁能为例，1995 年龄段球员有姚均晟、刘洋等人，但队中强手林立，年轻人机会寥寥。为了让刘洋踢上球，同是左后卫的郑铮只能改踢中卫。这种方案对鲁能的战术影响最小，但中超每支队伍都要因此牺牲自己的战术体系，对联赛整体的影响又非常大。
最终，各队都把场上最不重要的位置交给 U23 球员，多是边后卫或边前卫。这个位置不像中路那么关键，就算发挥不好，也不至于造成灾难般的后果。所以，刘洋、吴少聪、陈彬彬、黄紫昌等边路球员机会很多，而姚均晟、张华晨等中路球员机会相对较少。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实行了几年 U23 规定后，出现在世界杯预选赛上的中国队在亚洲区平均年龄最大，队中的年轻球员只有张玉宁和朱辰杰，分别是中锋和中卫。两人的成长与 U23 规定关系不大，张玉宁一直是同年龄段的佼佼者，担任过国青队队长。朱辰杰出生于 1997 年，20 岁就入选过国家队并进过球，还曾越级成为国青队主力。
事实上，天才球员即便没有 U23 规定扶持，也能够显露头角。U23 规定出台之前，联赛里也有「娃娃兵」大放异彩，比如 16 岁的黄博文、18 岁的蒿俊闵、19 岁的张稀哲。他们逐渐成为国家队的核心力量。中国足球优秀青年球员太少，问题出在普及、选拔、青训等方面，U23 规定解决不了数量的问题，能够帮助的只是整个链条的末端。
U23 规定导致联赛里充斥大量勉强上位的年轻球员，真正有能力进入国家队的少之又少。年轻球员能够代表国家队出场，与这一规定的关联又不大。
环境发生变化
U23 规定实行 6 年来，并没有造成年轻球员「井喷」的局面。该踢出来的无需借助规定，踢不出来的依靠规定也没有变得更好。因为规定的限制，一些本来有机会慢慢成长的球员不得不在 24 岁面临转型。这终究不是一项符合足球运动规律的规定，对中国足球的影响不只停留在竞技层面。
U23 规定在竞技上的得益者显然不是年轻球员，而在经济上的得益者又恰恰是他们。规定出台之后，U23 球员的身价一时间水涨船高，其中的佼佼者被一些俱乐部囤积起来。他们领着高额薪水，上场机会却不多，消磨到 24 岁后一落千丈。
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很多令人费解的球员交易。宁伟辰曾入选过李明执教的 97 国青队，李明下课后，他就告别了国青。在李明成为国安俱乐部总经理后，宁伟辰加盟国安，被发现年龄造假，实际上出生于 1996 年，瞬间从 U23 球员变成了 U24 球员。像这样的转会在这 6 年里并不少见，明显的趋势是当初被送往欧洲留洋的球员借着这一规定回国发展。
此事起步于韦迪执掌中国足协的那段时间。当时，中国足球启动了一项被称为「500.com 星计划」的留洋计划，把不少小将送到葡萄牙、西班牙等地培养，其中，1995 和 1997 年出生的球员占大多数。随着韦迪离任，计划逐渐烂尾。有媒体曾经报道，这批球员普遍在葡萄牙低级别的联赛踢球。
U23 规定的最大受益者恰恰是 95、97 两个年龄段的球员。U23 规定推出后，大批留洋欧洲的小球员被送回国内，加盟那些急需补充 U23 球员的球队。比如韦世豪、杨立瑜、唐诗、张修维、宁伟辰、李源一、刘奕鸣、陈哲超等，因为年龄合适，都成了香饽饽，U23 规定盘活了烂尾的「星计划」。
这些年轻球员回国后，一部分在中超赛场站稳了脚跟，另外一部分虽然表现不佳，但通过「出口转内销」拿到了一份大合同。这种待遇让那些没机会出国的同年龄段梯队球员产生情绪，导致整个 U23 年龄段的球员都浮躁起来。很多年轻球员希望借政策的东风，换个球队淘一笔金。
U23 规定从 2017 年开始，到 2022 年赛季结束后终止，对应的年龄段恰好是 1994-1999 年出生的球员，与当年「星计划」留洋的年龄段重合。当然，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更大的原因在于中超联赛已经不需要 U23 规定。
由于近年来各支球队经营方面的动荡，很多球队主动减少开支，使用便宜的年轻球员成为一种趋势。像河北、广州、广州城、大连人等球队，基本是以 U23 甚至 U21 球员建队，这种情况下，再强调 U23 球员的使用已经没有意义。
U23 规定终结了，无论竞技因素还是经济因素，这项规定都已没有可以利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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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子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