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有支「鲁家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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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地，向来文脉昌盛、人才辈出，堪称文学大省。众多开宗立派、影响深远的大思想家、文学家共同构成了齐鲁文化的壮丽图景，亦为近现代的文化发展提供了丰厚滋养。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山东的文学事业一直薪火相传。前有王统照、王思玷、李广田、臧克家等文学名家，后又有刘知侠、冯德英、李心田等红色经典作家。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山东的文学创作更以强劲的势头和丰硕的成就，一度成为中国文学的前锋，被文学界称道为“鲁军”。
“鲁军”的黄金时代
1980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神话时代。随着“十年内乱”的结束，原已熄灭的“五四”新文学传统重新复燃，各种思潮、主义、观念风起云涌，文学的兴奋点和创作手法也瞬息万变，中国文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兴盛期，先后出现了伤痕文学、寻根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新写实文学、朦胧诗、先锋文学、女性写作、个人立场、民间立场等等不同的写作流派或文学现象，也出现了《班主任》、《棋王》、《人生》、《受戒》、《沉重的翅膀》等一大批影响广泛的文学作品。与此同时，齐鲁大地也诞生了一个引人注目的青年作家群体。这批青年作家发轫于改革开放初期。他们关注社会现实，多具批判意识和人文情怀，以“道德理想主义”著称，发表了一大批倍受关注的作品，“文学鲁军”由此得名并迅速崛起，经过30多年的发展壮大，现已形成了一支老中青梯次承继且能优势互补的创作队伍。据不完全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已有38位山东作家的49件作品获得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文学作品奖等全国重要文学奖项。“文学鲁军”的雄厚实力和上乘之作，为山东文学界赢来了广泛赞誉。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张炜、左建明、矫健、刘玉堂、尹世林等十数位青年作家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山东文学的新生力量。他们的年龄基本在30岁左右，正是势头大好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创作发表了掷地有声的作品。王润滋、张炜、矫健、李贯通、李存葆、苗长水等人多次获得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使得“鲁军”声威大振。其中，年纪稍长的王润滋堪称领军人物，他以《卖蟹》(1980)、《内当家》(1981)连续两年蝉连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3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鲁班的子孙》更是引起了激烈争论。王润滋曾说：“只要中国还有一个农民在受苦，我就要为他写作。”他从事创作的根基即是底层民众，所以他对民间美德的执守也最朴素、最真切，其作品就以弘扬传统美德、阻击道德滑坡为重，表现出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被评论界称为“王润滋现象”。
军旅作家李存葆也表现不俗，以《高山下的花环》和《山中，那十九座坟茔》蝉连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高山下的花环》发表于1982年，旋即改编为电影、电视剧，一时轰动全国。作品中的梁三喜、靳开来、赵蒙生、梁大娘、韩玉秀等人物形象，无论是光彩照人的战斗英雄，还是普普通通的后方群众，最终都体现出舍生忘死、先人后己、大公无私的家国情怀和奉献精神。这对初露端倪的信仰失落、理想沦丧、价值坍塌等社会症候无疑是一种强有力的反拨。它以特殊的时事背景，借助高调的族群大义，足可以把人们感染得热血沸腾一40《高山下的花环》有其革命英雄主义气质，更有其苍凉悲壮的生活底色，它没有虚浮地塑造崇高、伟大，而是从平凡显现出真纯的质地，以及愈发稀缺的浩然正气。
再如张炜的《秋天的愤怒》、《一潭清水》，矫健的《老霜的苦闷》、《老人仓》，左建明的《阴影》、《黄河故道的娘儿们》等作品，也是与所谓时代潮流相颉颃，不仅勇担道义、敢于“保守”，而且颇具文化自觉意识——尤其是在伦理颠覆、浮躁纵欲的今天，回头去看当年的“鲁军”，更可体会到，他们才是早醒的先行者。在人们狂热地“先富起来”时，他们一直冷静地洞察世道人心，并且不识时务地坚守着道德与理想的“底线”。如果说这批青年作家拘囿于“道德理想主义”，倒不如说他们抓住了不可抛弃的根脉，正因心中有所敬畏，灵魂有所依托，才能涵养不竭的创造力，写出更为成熟的作品。最具说服力、最有代表性的作家非张炜莫属。这位从“芦青河”走来的作家，于1986年发表出版了长篇小说《古船》。这部作品不仅是作家本人的重大突破，也是新时期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作家通过书写狸洼镇近40年的“镇史”，正面描写了中国农民所经受的苦难历程，塑造了情抱朴、四爷赵炳等多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以沉痛的反思、批判颠覆思维的惯性，以传统叙事模式融会现代小说手法，在总体的现实风格中嵌入象征的内核，从而使这部小说既有多向度的思想蕴含，又有极强艺术感染力。5年后，张炜的第二部长篇力作《九月寓言》问世，再次大受好评。这部作品写了发生在一个叫做“挺鲅”的村子里的故事，作者以“寓言”的方式书写“野地精神”，表达“融入野地”的渴念，既有质朴的拷问，又有诗性的自救。因其野味十足，意境圆融，这部小说多被读者视为张炜的巅峰之作。此后十数年间，张炜又相继出版了《家族》、《柏慧》、《我的田园》、《外省书》、《能不忆蜀葵》、《丑行或浪漫》、《刺猬歌》等多部长篇小说——最引入瞩目的是2010年出版的《你在高原》(10部，450万字)。这是一部历时20余年创作完成的“长河小说”，它像一条宽广的大河，长而不疏、盈而不溢、沉而不闷，既有其宏阔、雄浑的身姿，又有其丰美、细腻的肌理，一举斩获茅盾文学奖。
不容忽视的是，崛起于1980年代的这批山东作家大都卓有建树，他们多数至今乃是“文学鲁军”的中坚力量。矫健的《河魂》、尤凤伟的《中国1957》、刘玉堂的《乡村温柔》、左建明的《欢乐时光》、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马瑞芳的《蓝眼睛·黑眼睛》等长篇小说，都曾在1990年代的全国文坛产生影响。进入新世纪后，赵德发的《双手合十》、陈占敏的《黄金四书》、杨志军的《藏獒》等长篇小说也都拥有很好的口碑。
还有，作为“鲁军”的重要一部，孙国章、刘烨园、李延国、王光明等诗人、散文家、报告文学作家也值得敬重。他们的作品为山东文学带来了更为丰富的内容。
“新鲁军”成长的烦恼
近20年来，在全国文学界素有影响的“鲁军”创作阵营涌现了一大批引入瞩目的“新生代”青年作家。他们生于1960至1990年代，如今有的已经成长为笔锋精劲的实力作家，如于艾香、卢金地、刘照如、李登健、王黎明、周蓬桦、凌可新、李庄、雪松、李辉、魏然森、杨文学……；有的属于势头正猛的少壮派，如刘玉栋、耿立、张锐强、瓦当、华爱丁、宗利华、东紫、王宗坤、范玮、王夫刚、韩宗宝、邰筐、简默、王月鹏、张晓楠……；还有的则是锋芒乍现的新锐作家，如杨袭、祝红蕾、乔洪涛、徐颖、徐永、葛辉、盛文强、王焱、高克芳……他们在小说、诗歌、散文、儿童文学、文学批评等各个文学领域争奇斗妍，为文学“魯军”增添了更多炫动的色彩。他们充满了生气和活力，以其各具风致的表达形式，创作了大量长势奇崛、内蕴瑰丽的隽才异品，为或显沉滞的“鲁军”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的十卷本“文学鲁军新锐丛书”(第一辑)，可以说是山东“新生代”青年作家的一次隆重出场。这套丛书分为小说、散文、诗歌、电视文学剧本和文学评论六个门类，从不同层面整体地展示了刘玉栋、老虎、凌可新、张继、路也、王方晨、陈原、王黎明、吴义勤、张宏森等十位山东青年作家的成就与风采。总体而言，以“60后”、“70后”为主力的“新鲁军”与前辈作家有着显著的“语境”差异，他们大都在世纪交替之际走上文坛，历史的重负和时代的召唤似乎都与他们无甚相关，表现在作品上也就少有那种作茧自缚式的压抑感和窒息感，反而透露出若许轻逸、飞扬的品格。
以凌可新、张继为代表的这一批“新鲁军”多有剪不断的乡土情结，他们的作品或多或少总与乡村有着理还乱的关系。吴义勤为此评价说：“乡村记忆和乡村现实的交织、乡村生命和乡村情感的呈现是山东新生代小说最基本的景观。朴素而不张扬的叙述风格、凝重扎实而不浮泛轻佻的文本面貌、诚实而不矫情的写作姿态则是山东新生代小说的基本艺术风格。”所以我们看到，凌可新、张继、王方晨最擅长讲述乡村故事，他们的代表作品《老白的枪》、《村长的玉米》、《乡村火焰》既跳动着乡间的智慧，又映衬着乡间的惆怅。不过，阅读此类，小说——尤其是以“村长”为招牌的小说，你可能会忍俊不禁，但又会觉得它们的格调太过一致，甚至叙事的套路也极其相似，这种依靠苦心挖坑、巧设机关获取的成功可能风行一时，却无法为作品注入长久的生命力。
再来看刘玉栋。他的《我们分到了土地》、《葬马头》、《为马兰姑姑押车》等作品也未脱离乡土世界，但是这些小说不是处心积虑地“说事”，而是踏踏实实地“写人”，以独特的童性化视角带你走到人物的心灵深处。因此，读过他的作品，也许会忽略它的故事，却能记住死在地头上的爷爷、与滚蹄子马同命相连的刘长贵、在押车的路上睡着的少年红兵。刘玉栋用“记忆”还原了真实的乡村，也创造了一个广阔的活人的世界。2010年，刘玉栋的长篇小说《年日如草》在《十月》杂志全文发表，并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其后又被《长篇小说选刊》转载。这标志着他的创作跃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也是首部出自山东“新生代”青年作家之手的产生较大影响的重要作品。小说通过曹太屯这个主要人物的个人经历，大致勾画出了70年代生人跨度三四十年的成长史、生活史，从而折射出几十年来的社会形态、价值观念乃至人性的摇摆变化——尤其是那种埋藏在人的内心深处的不经意的改变。
于此同时，山东青年作家在诗歌、散文领域取得了很高成就，像李登健、韩青、陈原、周蓬桦、江非、邰筐等，不仅可与“鲁军”前辈比肩，放到全国也当仁不让据于前列。特别是王开岭、耿立的思辨性散文随笔，既以深刻的思想性见长，又包含着真挚的情感，加之语言极具感染力，在读书界大受欢迎。李庄、王夫刚、韩宗宝、邰筐、尤克利、路也、寒烟、阿华、徐颖等人的诗歌，也在全国诗界占有重要地位。
另类“先锋”的攻与守
一段时期以来，山东新生代作家似乎总被一种偏见困扰，常有评价认为，山东的青年作家过分拘泥于纯写实的圈限，不够灵动，缺少想象力云云。但是当我们把目光投向齐鲁文学更为广阔的腹地，投向更多不为主流文坛关注、少有评论家留意的“编外”作家、“业余”作者，或许就会发现，山东文学的新生代创作力量并非那种简单的“写实主义”、“保守风格”，实际上，我们的文学景观远不是那样死板、单调，而是繁盛着许许多多鲜活、特出的另类文本。
事实上，即是早期成名的“鲁军新锐”，也有几位出手不凡的“先锋”作家。比如刘照如，就是其中最具先锋意味的写作者，“他的《目击者》、《路上》、《闯入者》等小说所体现出的出众的叙述驾驭能力和结构控制能力，都使人毫不犹豫地把他归入中国先锋作家的行列。”再如以《斗地主》闻名的卢金地，也曾在“先锋”的路上一意孤行，写出了《拒绝》、《走来走去》、《某》、《复述》、《行为艺术》等一系列玄虚、超验的作品。还有老虎的《潘西的把戏》、《昨晚在面具酒吧》、《寒冬夜行人》、《潘渡》等小说，也在试图在对叙事的控制过程中演绎荒诞、迷幻的现实，表明他对小说形式进行的刻意探求。
上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各路先锋小说家纷纷改弦更张，“新鲁军”中的先锋因素也渐次消弥，终致销声匿迹。然而，即便如此，也还是挡不住有人偏要选择一条无迹可循的冒险之路，他们不喜欢老调重弹，而是吃力不讨好地一意孤行，以异样的手法写着异质的小说。
比如范玮，他说：“好的作家都是野心勃勃的物种。”此言不虚，《孟村的比赛》就暴露了他的野心。这篇小说的语言诙谐生动，叙事颇为讲究，通过视角的转换、弥合，“我”父亲苏有的养猪故事——更是一个人自我博弈的故事——在虚虚实实中显得意味深长。可见，范玮是在与自己比赛，在这里，他已不满足于制造一个臃肿或出奇的故事，而是让真实的生命体验说话，在略显滑稽的叙述中，人们的养猪比赛成了窥察心灵隐秘的考场，执着与痴迷，作弊与逃避，理智与情感，都被范玮收拢到他的孟村一一梦一般的村庄，梦一般的人物，梦一般的故事，及其别有用心的讲述方式，由此尽可展示一名小说家出色的表现能力和奇崛的文学风格。
再如王一，也是藏有叙事野心的人。他的小说多具实验性和操作性，作者的主导作用进一步加强，他不仅打破了时间的樊笼，让你分不清去岁今朝，还打乱了正常的叙事模式，让你阅读起来总是相隔关山万千重。这些小说大概起于《不在状态》、《一天四夜》，继之于《关于一条鱼的命题》、《行走的门》，最后以中篇小说《守墓人》达到极致。通过演练这些小说，王一像是耍起了高深莫测的“无影飞刀”，你只能听到刀锋划破空气发出的呼呼风声，却看不到他手里拿了什么兵器，更拿捏不准他要指向哪儿打向哪儿，你所见到的只是一个用刀光构筑的迷宫。他把小说写得越来越不像小说，把故事削成了光怪陆离的碎片。他正是依靠种种近乎绝望的探索，找到了一条自我救赎的“通道”，在内心的左冲右突中，在与“另一个我”的疯狂痛苦搏杀中，小说家王一才获得重生，获得了更为自足的话语空间。
当然，在山东，像范玮、王一这般不爱走老路的小说家并不为少，仅就有限的了解，应该还有华爱丁、马枋、杨袭、流马、马金刚、邵云飞、葛辉、徐永、盛兴、高玉宝、曹寅蓬等一大批自守一隅的写作者。他们的作品发表后大多湮没无闻，甚至只能呆在自己的抽屉里。在他们的部分作品中，可能会或多或少地显露出山东作家普遍欠缺的先锋性。虽然他们写出的尽是个^化、小众化的小说，但是，你不能不承认他们的特异、他们的勇气与追求。更要紧的是，在他们的作品中，蕴藏着不可低估的力量。
异军突起“娘子军”
新时期的“鲁军”似与女作家无缘，现今女性作家群体却几乎成了“新鲁军”的主力。尤其是最近几年，山东的青年女作家后来居上，比如东紫、艾玛、常芳、王秀梅、赵冬苓、方如、简墨、高克芳等，其迅猛的势头、广泛地影响着实让人惊讶。
东紫的小说产量虽然不高，但多数都写得认真、精到，《春茶》、《白猫》等作品更是被频频转载、评介，并曾先后获得《人民文学》奖、《中国作家》新人奖等多种奖项。东紫的所谓现实作品，其实还是暗藏着一些先锋意味，就是在写实中也掺杂着一些极端的情节，并且其中的人物也有极端的一面。所以她的写实之作，能够和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品，如写底层或者写生活的作品有一定的区别。这也是东紫和一般现实主义作家最大的不同之处。至于她的《我被大鸟绑架》和《饥荒年间的肉》，则是不折不扣的先锋风格。
艾玛刚一出道就大爆冷门，短篇小说《浮生记》被多家刊物、选本转载，并入围鲁迅文学奖。《浮生记》写了这样一个情节：学做屠夫的新米头一回杀猪，单薄的新米在“手起刀落、神情专注”地行使屠夫的本分时，还顾惜到了“躺在条凳上的猪无助地将头后仰，它嗷嗷叫着，双眼潮湿而惊恐”，所以，他未忘腾出一只手来，把猪的双眼——合上。这个不起眼的小动作让老屠夫感动得潸然泪下，也让他对死去的结拜兄弟——新米的父亲——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在六七千字的篇幅中，艾玛迂回缀合了两代人的故事：他们或靠做活谋生，或为谋生而死，在生生死死恩怨交割之中各有各的情理因由，但不管生存条件如何冷酷，“刚强”的人们总能释放出可以相濡以沫的“温和”，最终攒下合适的温度，从而达成和解。从处女作《米线店》，到《浮生记》、《开满鲜花的土地》、《小民还乡》、《万金寻师》等一系列以涔水镇为背景的作品，艾玛在叙事上有着一贯的从容淡定、不温不火的自信与自觉，因此，她的小说素材虽然多为不起眼的凡俗琐事，但是讲出的故事却能别有一番滋味。
常芳近年先后发表了《告诉我哪儿是北》、《一个人站在高高的云端》、《纸环》、《你在土星上有多重》等多部中短篇小说，并著有《爱情史》、《桃花流水》两部长篇小说，其作品多次被转载或推介，创作势头颇为引人注目，尤其是中篇小说《一日三餐》，发表后曾被多家选刊转载，荣获《上海文学》奖。虽然常芳也是从寻常的“底层题材”入手，但是她能突破扶贫救苦式的温情叙事，在看似寡淡的故事中，寄寓了区区“小民”的精神诉求，为多受蒙蔽的“底层”打开了一扇醒目、明心的窗口。中篇小说《拐个弯就到》可以看作《一日三餐》的续篇，它延伸了唐光荣、留香等人的日常故事，并进一步点燃了闪耀在他们心头的人性之光。
王秀梅年近30方开始尝试写作，却是十足的高产作家，只用了不到10年就出版了10余部长篇，小说或作品集。她的小说大多是背着现实的褡裢，装着梦想和奇迹。短篇小说《去槐花洲》当是最能体现其个人风格的作品。在这个精致的故事中，作者将现实和梦境混为一谈，将人的理智与情感蒸馏又凝集，以不经意的越位和复原，写出了芸芸众生都或曾有的“去槐花洲”的冲动，同时又不忘给这“冲动”浇上一瓢冷水。所谓“槐花洲”亦如陶渊明的“桃花源”一样，是作者造出的“太虚幻境”。再如短篇小说《成人世界》，写失踪，写寻找，写失而复得，迷者自迷：一个被抛弃的孩子，被收容，又被丢失，后又阴差阳错地被送回，但是，他的胎记已经消失，他已完完全全成了另外一个人。
近年比较活跃的山东青年女作家还有很多，她们在小说、诗歌、散文、儿童文学等各领域都有突出表现。蔚为大观的山东女作家群体将来能否成器，就要看个人的修为和作为了。
编辑 杜启洪
作者 赵月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