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场隐语藏贪腐

所谓隐语，说白了就是行话。从官场、科场，到市井各行，乃至于江湖，都有流行于圈子内的行话，大多不为外人所知晓，有时甚至带有黑话的性质，又当属于江湖切口。一个人若是凭借着自己所掌握的隐语或歇后语，专门用来欺骗他人，这在清代安徽当涂县的方言中也有专门的称唿，称为「打坎子」。

明清两代的江南，乡民言谈，时有「来三」之语。清人王有光撰写的《吴下谚联》已经有了明白易懂的解释。

据说明朝末年，有一个地方上的学台，在当时的正式官衔叫做提学副使或提学御史，是专门负责一省秀才的录取乃至考试的官员。此人生性贪婪，一上任就派人在外面招摇，声称要成为秀才，必须付白银三百两，显然就是公开叫卖科名。

当时有一个想买秀才的童生，入场考试时就被安排坐在「来字三号」，言外之意即「来三百两白银」。考试结束后，童生急忙如数付上银子，发榜时，得以荣中秀才。从此以后，凡是考中者，都用隐语称为「来三」；若是不中，则称「不来三」。

还有北京板爷所说的「一吨」、「一方」，其实属于数字隐语，也是渊源有自。蒐集各种史料记载，这种数字隐语，至迟在宋代就已初露端倪。

宋朝人以「千」为「撇」，以「万」为「方」，不乏其例。到了元末明初，这种采用数字隐语的方法，仍然盛行于官场。如明初出任苏州知府的张亨，就将得钱一万，称为「一方」，而将得钱一千，改称「一撇」。

至明朝正德年间，太监刘瑾擅政，贿赂公行。凡是官员向刘瑾行贿，说馈赠「一干」，即为「一千」，说「一方」，即指「一万」。此类以「万」为「方」的例子，从明代颇为博学的大学者焦竑的口中，同样可以得到部分的印证。

焦竑曾称君子必须「成名立方」，如此说法，相当新鲜，这倒与江湖黑道上所说的「扬名立万」之说，如出一辙。无论是古代的演义小说，还是今天的武侠小说中，江湖人士相见，总是让人先「道个万」，意思就是道个名号，其中的「万」无疑也可以与「方」相通。关于这一点，明末小说《鼓掌绝尘》显已明白道破，直称「夏与秋一理，方与万相同」。

古代中国官场好比庙堂，庙堂语言原本以雅致为主。不过，当官场贪贿成风，且贪官又不愿轻易让外人知晓自己的秽行时，隐语随之在庙堂流行开来。这可以视之为庙堂语言的江湖化。

譬如在明朝官场，大多将官员因贪污而失去操守称为「放手松」。这个「松」字，繁体当作「松」，而非「松树」之「松」，有「松手」、「松开」之意。这个隐语的出典在《后汉书》，书中已有「残吏放手」之说，显指贪纵为非之人。

此外，当时还称钱财入手为「咬手」，其意是说官员贪慕钱财，犹如蛇狗之咬手，不肯放脱；又称负责过付、管理赃款之人为「统手」，意思是说这些人内外一体，好像猿猴的统臂。

明末崇祯年间，崇祯帝惩治贪赃甚严，于是官场行贿就不得不借助于隐语。如当时浙江仙居县知县过周谋，与掌管官吏考核选拔的吏部官员熊文举是同乡，曾派两位精干的仆人入京，谋求升迁。他在给熊文举的禀帖中，有下面一段话：「所送尊翁宅者，乃王者兴必有名世之数也。」这显然是隐语，意思是说我已将五百两银子送到你父亲的宅中。这则隐语的出典为《孟子》，书中有「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之说，不过是将「五百」数字隐去而已。

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于清朝末年的官场。如吴趼人所着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记载一位官员为了求人办事，送上一千两银子的票子，再附上一信，信中云：「附呈千金，作为打点之费。尊处再当措谢。今午到关奉谒，乞少候。云泥两隐。」

上面所谓的「云泥两隐」，原意是说云在天上，泥在地下，两者的地位相差得很远。此处以云指收信之人，泥指写信人自己。两隐，指把收信人和写信人的姓名都隐去不写出来，只有两人各自心里明白。这是因为信的内容有关碍，恐怕一泄露出去，引起麻烦，所以就用这隐名的方法。

作者 陈宝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