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用文学留住方言

方言就像一条河流，每天都在变，但生命力非常强。文学的其中一个功能，就是保存语境，通过鲜活的方言，把时代的特殊声音、词汇和句型保存下来。人们过了很多年看，「噢，原来当时是这样的」。

「我说惯了家乡话，你要是喊我用普通话来写，我只会觉得别扭嘛。」一月，天气寒冷，在渠县一家茶馆中，贺享雍对记者说。

贺享雍是当代乡土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用家乡话写作。他用方言写了一辈子，如今，正在创作一套名为《乡村志》的系列作品。「我想用我熟悉的语言，来描述中国农村这几十年来经历的变化。」

浓郁的「川味」农村

贺享雍 1954 年 4 月出生于四川省渠县屏西乡的一个农民家庭。渠县位于四川省达州市西南部，与广安、南充、巴中相邻，这里曾走出多位文化名人。

贺享雍是在村里长大的，「我使用方言创作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在《乡村志卷五·是是非非》中，他开篇就用方言写道：哎呀，是大侄儿？！大侄儿这是「三十天坐磨子——想转了」，怎么舍得到老叔的诊所来坐坐？听说清明节你回贺家湾给祖先烧纸，烧完纸就走了，也不到老叔这里坐一坐，大侄儿的脚步硬是金贵呢！我还以为你把老叔忘了呢……

一股浓郁的「川味」扑面而来。

不仅语言，甚至整个结构，贺享雍的小说也颇有四川人摆龙门阵的特点，貌似随意，却是一环套着一环，读来亲切，好像在听某个能言善辩的四川佬说故事。

他告诉记者：「不能割裂地看这些方言，而是要把它们和一种民俗文化联系在一起。正因为我对乡土、对民俗有感受，所以才会用方言来写作。」

他的小说中，土语、歌谣、民俗，散落在各处，其源头正来自于他的生活。「一位地地道道的『土着』作家。」曾有评论家如此写道。

比如，《村级干部》中，贺享雍对丧葬礼俗的描写，语言和场景都充满了生活气息和浓郁地方色彩——三颗「落气炮」、烧「倒头钱」、摔药罐、敲瓦盆、抹汗、穿老衣、请阴阳，以及怎样入殓，怎样祭奠，怎样安葬，等等。

通过方言、龙门阵结构、民俗，贺享雍把他熟悉的达州方言以及语境记录下来，保存了大量四川农村的风土人情。

这类「乡土文学」作家还有莫言、贾平凹、刘震云、阎连科等等，无一不是书写乡土的高手，也无一不是运用方言的高手。

比如，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以河南延津县为中心展开，描写三代人在百年间的「寻找」，为寻找一个能够「说得上话的人」，主人公杨百顺走出延津，同样是为寻找一个能够「说得上话的人」，杨百顺的养女的儿子又走回了延津，体现出一种「中国人的千年孤独」。因此，「说话」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就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些话，正是盐津话，也是刘震云的家乡话。

「平乐小镇」的方言

如果贺享雍书写的是农村方言，那么四川籍作家颜歌书写的可以说是小镇方言。

这个小镇叫「平乐镇」。从《五月女王》开始，她便尝试用四川话写小镇的故事。

「我最开始决定在小说里引用四川话的因素应该是在 2007 年左右。写了一个短篇小说，背景是四川的一个小镇，两个人在街上遇见了要打招唿，用普通话写怎么写都很别扭，最后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用了四川话，一下子就顺了。所以写四川生活背景的小说，用普通话，特别是人物对话，就很别扭不自然，用四川话会更好写对话。」回忆起使用方言的初衷，她这样对记者解释。

颜歌作品中的四川话是一种不经意的表达——「带有四川味道的普通话」，她解释说，四川地区以外的人理解起来并不会太困难。「死女子」「瓜猫獠嘴的」「二流子」……这些具有地方特色的表达，让她的作品独具韵味。

她的另一本作品《我们家》里写了一个习惯爆粗口的豆瓣厂厂长。「这部小说里，四川方言得以强化，其实是得益于这个角色，就是因为他是一个讲话爆粗口的人。」颜歌表示，这本小说在语言的运用上其实是「占了角色的便宜」，所以，在下一本《平乐镇伤心故事集》中，她则开启了另一种语言实验。

《平乐镇伤心故事集》中讲的都是女人的故事。「因为一般女生说脏话较少，这个小说就是探索怎么在不说脏话的情况下说话，让语言更加音律化、歌谣化，还有一点幽默。」在一次访谈中，她这样解释。

在《我们家》《平乐镇伤心故事集》里，颜歌专注了方言里面的「俗」。「最近在慢慢想一些四川地方语言里面的『古』和『雅』，希望会在作品里逐渐体现。」颜歌告诉记者。

贺享雍也非常欣赏颜歌的作品。「我们这一辈写的是乡土，我们的文学都是从农村汲取养分的，因此我们对方言土语的使用，是下意识的。而颜歌写的是小镇，农业社会的色彩比我们的作品要淡得多。这也反映出一种社会的变迁吧。」

和贺享雍不同，颜歌成长于书香门第。她从小的用语习惯其实是「雅」而不是「俗」，更加习惯于普通话思维。但是写四川背景的事情时用普通话让她感觉很别扭，所以写四川故事的时候就「特地」用了四川话。「实际上，我写的好多四川话我也有点生疏了，或者不确定，就经常会打电话找人求证，后来也找了好些四川方言的参考字典、辞典，老老实实地跟写研究报告一样，一边查一边对照一边写。」

《繁花》中的沪味方言

颜歌的小说《我们家》去年入选茅盾文学奖参评作品名单。虽然最终没有问鼎，但另一部方言写作的小说《繁花》摘得茅盾文学奖，算是对方言写作的认同。

「不响」「事体」「十三点」「赤佬」……这些词汇出现在《繁花》中，带给读者浓浓的上海味道。迄今销量已达到 30 多万册，并在豆瓣读书上获得了 8.8 的评分，不少网友甚至评价说「读此书只恨自己不是上海人」。有评论认为，金宇澄做到了「不动声色中将上海 30 余年惊心动魄的蜕变忠实呈现」。

「方言叙事不是旁门左道，这是文学的要求，并非所谓的『通俗化』或者『接地气』那么简单。」金宇澄说。

「《金瓶梅》和《红楼梦》中的语言都不是当时的标准官话。清末民初的小说包括以后的白话小说都主张『我手写我口』，以方言为依托。」在金宇澄看来，小说使用方言是再正常不过的传统，只不过在当代，随着文化中心的北移以及普通话的全国推行，某些方言如吴方言的创作才沉寂下去，让读者感到陌生。

金宇澄认为，从文学意义上而言，普通话的稳定性很强，不如自然演变的方言那样富含时代的个性。「传统文学的语境和现在有很大的差异，文学的功能和任务之一，就是保存语境。通过鲜活的方言，作者可以把时代的特殊声音、词汇和句型保存下来，这更有文学时空的识别度。」金宇澄说。

对金宇澄而言，沪语无疑是他的「第一语言」，而普通话是「第二语言」。他坦言，用普通话思维进行创作，自己只能达到很一般的写作和表达效果，但在《繁花》的创作中，他整体使用了沪语的思维，「第一次感受到写作的自由」。

不过，令一些专业人士感到担心的是，方言性的写作可能会破坏作品的文学性。阿来就曾表示，「方言是一个壳子，它提供了一种表达可能，也造成了一种表达的限制」。

似乎大多数作家都已意识到「适度使用」方言的意义。「我小说里的四川话不完全是四川话，而是有四川话特色的普通话。」颜歌表示，她用四川话写作的原因，或者说用「四川话特色的普通话」写作的原因，不是为了把门关起来只让四川的人或者是会四川话的人看，而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丰富语言本身的内涵和丰富性。

作者龚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