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的会为何那么多？

有时开会前不发文件通知，而是通过打电话的方式通知，让哪些岗位人员去参会。这种方式不记入「会议统计」范围，成为「隐形」会议。

近日，中央国家纪工委公布了对水利部、商务部等 10 个中央国家机关专项巡视的反馈情况，指出其中一些单位会议偏多，会期超标，有的存在「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的现象。也有媒体反映，江西、上海、福建等地存在「文山会海」回潮迹象。

其实自反「四风」以来，会风普遍变好了，短会多、有针对性、更务实；但也有人说，开会的频率高了，尤其是领导干部。下属找领导签字经常找不到人，一问，开会去了！难怪有些下属会私下戏称领导为「会贩子」。

怕被追责，开会拉上一把手

一把手开会频率有多高？某地县委组织部部长告诉记者，他 5 个工作日至少有 3 天在开会，「每周一次的县委常委会雷打不动，去年年底忙时，一天最多开了 7 个会。」为什么有那么多会？该部长的说法是，「主要是怕担责任。」

为什么开会都想请一把手？李梦娟道出了苦衷。她是某县级纪委分管宣教工作的常委，召集宣传部门开会时，如果遇到有啥工作需要提高重视程度的，她会不由自主地请县纪委书记参加，「主要负责人不参加，重视程度不够，工作有时会不太好推进。」

江西抚州某县组织部门负责人对此深有体会，「以往分管领导能解决的事，现在往往要上升到常委会来讨论。」他认为，有些会议是有必要，但有些大可不必。当前追责力度加大，一些分管领导担心被问责，不好自己拍板，希望多听一把手的意见，会议自然增多了。

也有一把手反映，自己参加的会里，其他会议远远多于本系统内的会议。因为部门机关之间往往不是孤立的，会共同参与一些事项。

某市宣传部部长向记者透露，他经常参加其他部门召集的会议，比如关于安全生产的会议。「当前监管压力大，只要其他地方出了安全事故，各地就纷纷组织召开安全会议。宣传部作为安全生产委员会的成员单位，每次都得去，还基本都是我参加。其他成员单位，政法委、组织部等，情况也类似。另外，有关脱贫攻坚、党建、换届等工作，我们也要参加。」

除了上述的常规性会议，一些部门觉得牵涉到不好解决或者敏感的工作时，也会叫上其他部门。「经济发展中，伴随着拆迁问题，但这事一时半会儿不好解决，容易产生矛盾，导致一些工作无法开展。这时就需要开会，研究如何解决，纪委书记或监察局长往往会受邀参会。」李梦娟告诉记者。

此外，会议多也与一把手的个性相关。有些单位一把手的比较强势，凡事都得听他的意见，若是副职代表单位在参加会议时表了态，回去汇报后又与一把手意见相左，就很被动。为了避免这种尴尬，会议召集部门干脆直接通知一把手参会。

其实开会是为了解决问题，并非都需要派一把手参会。就像某市召开一个专题调度会时，一名局长就被市长问住了，市长还在会上说：「不了解情况就不要参会，请让熟悉情况的科长来。」在解决专业性强的问题时，有时科长比局长管用。

「陪会」「替会」烦恼多

「我去年下基层没超过 90 天，在这里做自我检讨……」在某省召开的省级会议上，一名市委常委在会上做检讨。按当地规定，市委常委级别的官员每年下基层调研的天数不少于 90 天。这名官员解释：「全是会啊，跑到哪里都跑不脱。就拿去基层调研来讲，先要问第二天有没有常委会或者其他需要我参加的会，都没有才敢去基层。」

而他参与的会议中，有一部分属于「陪会」。所谓「陪会」，就是不需要领导干部参与决策或者提出意见，但需要把他参会写进会议记录的会。比如要启动某项工作，职能部门会把方方面面的领导请来坐上主席台，但与工作相关的人并不多。

刘洋就深受其累。作为一名县监察局局长，他经常被通知参加各类议事机构的会议。「其实我们已经清退出很多议事机构，但实际上这些议事机构在讨论事情时，要么以文件形式要求参加，要么政府办公室以电话名义告知，说某某领导通知你们监察局参加会议。涉及招投标或政府采购方面的会议还能理解，有时议题是关于工业园区的遗留问题之类的，都喊我去，就有点『陪会』的意味了。」

一些会议一开就是一两小时，而真正属于安排工作的不过几分钟，剩余的时间在干嘛？「基本上是重申中央、省、市领导的要求，分析现在的形势，或者参照上级做法，安排相关部门作表态性发言。」刘洋回答道，并调侃自己是去「打酱油」的，白坐了两小时。

为了提高效率，电视电话会议被普遍采用，但在执行过程中也有走样的。同样的会议，省里开了市上开，市上开了县里开，同样的内容有些市级领导可能要听两三次。而一名副市长却说，如果连会都不开了，会议记录也没有，怎么能体现贯彻落实，上面查到会被扣分的。

领导有时也会分身乏术，去不了的会往往会安排副职去，这就催生了另一种现象——替会。

李梦娟就经常被临时抓去替一把手开会，关于公车改革、考调工作人员、甚至是演讲比赛的会议。「一些职能部门好像觉得什么事情都该纪委来监督，所以才会让领导干部有跑不完的会。其实某些活动有监督方案，按照执行就行了。」

会议多了，有的一把手甚至会产生「厌会」心理，凡是能让副职去的，自己尽量不去。武迟是某县财政局副局长，他替局长参加过几次电视电话会议，并不是因为局长太忙，而是不想去。

怎样让领导干部开好会，最有效的还是精简会议。前不久，四川省为了进一步精简会议，发文通知各地各部门控制会议规模，压缩会议时间，减少参会人员和陪会领导。未经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意，不得通知市（州）党委书记、市（州）长参加会议。相信当地市（州）级党政一把手听闻此消息后，会长舒一口气。

被「隐形」的会议

十八大以后，中央到地方对三种类型的会议（中央和国家机关为四种类型）的会期和规模都做出具体规定，各个层级有所差别。比如，中央和国家机关的二类会议每年原则上不超过 1 次，其他类型的会议没有硬性的次数规定。而市一级别的，比如长春市，规定一类会议不超过 5 次，二类会议不超过 8 次，三类会议不超过 1 次。

超过次数又想继续开会，怎么办呢？只有通过「隐形」会议。

武迟告诉记者，上级有些会议就是「隐形」的。比如市财政局要召开一个全市规模的财政会议，正规程序是要经过市委办、市政府办的审核批准后，发文通知参会者。「但有时不会发文件，而是通过办公室给我们打电话，让哪些岗位人员去参会。电话通知开会的方式，最后都不记入『会议统计』范围。」武迟还戏谑地说，「这也叫基层『多想办法』，只要思想不滑坡，方法总比困难多。」

正因如此，正规途径通知的会议可能减少了，但领导干部们实际参加的会议次数可能多了。不过，这也得分行业，比如财政、安监、食药监等部门「隐形」会议也许就比其他部门的多。

对于基层的领导干部而言，基层执行能力不足也是会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吴勇亮对此感慨颇多，他是某县商务局副局长，分管机关党委、工会、共青团等事宜。「我们经常以发文的方式推动工作，但基层单位把握文件精神的能力差，存在执行不到位、执行打折扣的现象，导致只有耳提面命式地开会部署才能推动工作。」

李梦娟也对此大倒苦水。反腐败协调小组成员单位要向县纪委按时报送问题线索，「发文规定了时限和要求，就是没动静，非得领导亲自主持召开会议召集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再次强调解读，他们才开始重视。」但对报上来的材料，李梦娟也哭笑不得，要么不符合要求，要么词不达意，要么格式五花八门，「有时还要单独召集他们『开小会』，加强业务指导。一件按部就班的事情都搞成这样，更别提一些涉及面广、规定要求多的事了。」

这样算下来，需要领导干部开的会还真不少。要想少开会，除了上级部门的政策支持、同级部门的体谅以外，下级部门也应该加强业务学习，让主管部门的领导干部省点心。（应采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作者 刘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