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一个国家的信仰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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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有没有信仰的基因？追问信仰这个话题，也使得我们得以一个中国人的名义，一边记录今天，也一边回头看看这个国家的过去。其实，若从“中国”二字来看，本来就是一个含有信仰意味的词汇。中者，天地四方之交汇也；国者，天地四方之苑囿也。“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中国人自古就有居中至大、建筑神性以供四方来朝的思想。作为一个拥有极具包容性文化的中央大国，它的信仰谱系也值得我们回味。
起点：配合统治的神性
回溯中国历史，信仰的起点无疑符合人类面对自然时本能的敬畏感。中国古代宗教起于西周，周公第一次建立了“以德配天”，强调“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信仰。把社会伦理的属性赋予了天神。在这里，“天”不仅自然的主宰，更是人间善恶的裁判官。
天，成为中国人信仰的一个顶点。国家被赋予天命，而皇帝被喻为天子，祭天仪式当然是最能体现中国人眼里上天是主宰的观念。从此以下，则开始发生了嬗变。
对于统治者来说，他們一方面注重宗教教化人民的作用，对宗教采取相对宽容的态度。一方面把宗教教义作为规范人民思想道德行为的工具。
无论是儒家的“仁爱”思想，还是佛教的因果观念，在传统中国观念中经过了千年的浸淫，走入了国人的道德观念里，起到了一定的规范社会道德秩序的作用。例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说一时见不到效果，那是因为“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所以信仰者必须在对待整个社会时有所敬畏。
然而，另一方面，对于老百姓而言，信仰以“供奉”的方式进入日常生活的神圣领域，成为一种生活中的仪式。一个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吉凶祸福，无不有相应的神鬼督察照料，都可以通过虔诚的谟拜和丰盛的贡献得到相应的庇佑或化解。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内容大都与自己祸福相关。这可以说是一种“利己”的信仰。
儒家：“仁义”的脉络
孔子的儒家是中国古代信仰史里的主要脉络，上至君相鸿儒，下至吏员生童，甚至贩夫走卒，无不崇奉孔孟，讲究“仁义礼智信”。
中国人的信念中“家国”二子的精神内核便直接来源于儒家。从古到今，从抱石沉江的屈原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不管是乡野小农，还是朝中高官，“家国”二字，在中国人心中重逾千钧。未有我之先，家国已在焉；没有我之后，家国仍永存。精神有了归属，生命乃有意义。无论是上世纪建国之初千百个华侨回归，还是今日海外华人为国家建设和外交所做的努力，“家国”存在于每个中国人心中，至今仍散外出“沛乎塞苍冥”的浩然正气。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历史上，践行“仁”理念的人，也成为楷模。
东汉末年淳于恭家有山田，也有果树。当时闹饥荒，有人去他的田地偷摘果树。淳于恭并无责怪，而是去安慰、帮助他们采摘；当他担心小偷遇见他会感到羞愧，就趴伏在草丛中，等到割庄稼的人从容离去再站起来。淳于恭的高尚行为，使村落里的人深受感化，后来偷盗的事情也就很少见了。他的仁爱化人，被称为儒家最为理想的社会效应。
不过，儒家强调贵贱尊卑的等级观念在今天却是消极的。社会中的特权意识、官本位意识等便是这样的基因作祟。
革命：信仰的光荣
二十世纪初，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正是存亡之秋。国人开始纷纷奋起寻求救国的道路。现实的遽变引动了二千年未有的思想变局。
各种主义纷至沓来，保守与进化、革命与改良、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个人权利与国家利益、自由主义与马列主义、“新启蒙运动”与“新生活运动”、《中国的命运》与《新民主主义论》……尽管各种思想百家争鸣，有的甚至严重对立，互为批判，然而这些背后却都有着共同的信念，就是“救国救民”，“拯中华于灭亡之秋”。
孙中山曾说，“一种思想生出信仰，再由信仰成为力量”，信仰，即流血。它开始表现出中国这个国度里前所未有的锐力，在长达一个世纪里，使中国人为自己救国救亡不断改变着自己命运的选择，从救世济民到安身立命，奋斗不已。
抗日、进步、民主、救国、主义、革命……这些信仰使革命者们走上战场、安坐牢底、忍受困境的折磨、跋山涉水，追求真理的价值。抗日战争时期，纷繁的信仰之路汇成“爱国”的主旋律，而当抗战结束之后，革命者们也为着自己内心的追求而分道扬镳，有的甚至兄弟阋墙。
1948年底，正值国共战事最紧的时候，在一座上海老宅里，刘老太爷面前坐着自己的两个儿子，在一桌吃饭。一个是任国民党第156旅旅长的刘镇湘，另一个，则是共产党员刘镇夏。老太爷的两个儿子正代表不同党派不同信仰在辽沈战场上殊死搏杀。老太爷感叹：“我这两个儿子，一个卖鞋的，一个卖伞的，你说我是喜欢天晴好呢，还是喜欢下雨好?” 然而，两个兄弟却认为，“父母膝下，即是兄弟；不同主义，即是敌人”。兄弟兵戎相间，只为信仰，这无不显现着那个年代信仰的血色。
在烈士江姐的母校四川农业大学的博物馆里，陈列着一件与江姐有关的文物原件，供人凭吊。1949年初秋，她用竹签蘸着棉花灰对水调成的“墨汁”，给哥哥江竹安的一封信：“假如不幸的话，云儿（指彭云）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同年11月14日，江竹筠被秘密枪杀，后被用镪水毁尸灭迹。
站在盛放这些历史遗迹的玻璃橱窗面前，让你听到当年人的气概犹如在耳。那一年，是新中国元年。一个年轻的生命在黎明前夜消逝，一颗信仰的灵魂却同时飞升。
正是许许多多中国共产党人所体现出来的信念犹如铁铸，吸引着全国人民，无论是农民、工人，还是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都决心跟党走，跟这份信念走，去做改天换地的事业。
新生：激情燃烧的岁月
新中国的成立，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成立的形式，更成为那一代人的精神图腾——一切都翻天覆地，百废待兴。他们愿意献出自己的一生心血，来为这个光荣的事业鞠躬尽瘁。
1956年后，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中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全国上下弥漫着“建设者”的激情。开创未来的激情火种，点燃了贫瘠的土地，人们被调动起来、凝聚起来，青春、热血，都汇到一起。
宝成、成昆、康藏铁路的建成，武汉长江大桥的贯通，大庆、胜利油田的开发、武汉、包头钢铁基地的落成……仿佛每一天都有振奋人心的建设成就。国防方面，1963年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更是点燃了全国人民对新中国的奉献激情。
那个时代，为信仰而奋斗的“英雄”也变成了劳动者和建设者，有钻探工人王进喜，有清洁工时传祥，有公务员焦裕禄，有售货员张秉贵等等，他们深入人心，成为大家争相学习的对象。尽情奉献、尽情付出、尽情劳动，成为当时的时代旋律。
“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从工人到农民，从群众到官员，从少先队员到共产党员，被广泛普及和弘扬。它成为社会的最核心的宗旨，给国家的发展带来了无限动力。
不过，信仰既能产生改天换地的正能量，而一旦被扭曲、被利用，其破坏力也是毁天灭地。1966年，文革爆发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达到顶点，信仰被极度扭曲。恶行以信仰的名义在各个阶层爆发，年轻人以为怀揣真理却将真理扫地，社会打乱。巴金于文革后曾写作《随想录》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那个年代，就连说真话、不害人，都是如此的难。
裂变：谁来填补空白？
进入新世纪后，经济、发展、和平等字眼已成为社会的中心。多种社会的理念和思维喷薄而发，人人都有了诸多选择，信仰却出现了“断层”，因此社会出现了心灵空虚、金钱至上、极端利己、信用丧失、民心浮躁的局面。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小说《双城记》的开头如此写到，狄更斯在写下以上这段话时，正值19世纪中叶，蒸汽机时代的英国正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家。这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对社会和人们的生活也带来了剧烈的变化。而在一百多年后，今天的中国也走到这个关口。
信仰以何种姿态生存？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运动作为信仰重建，打响了改革开放“第一炮”。新的价值观不断如昙花般绽放又衰落，然而仿佛谁也不能填补社会价值观的巨大空白。这就像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另一句话：“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
心理学家胡纪泽在《中国人的焦虑》一书中说，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进程越深入，人们的焦虑越严重。他们是组成中产阶层的公务员、知识分子、高级白领、职业经理人和中小企业家。
“虽说这是社会的‘感冒’，但警惕着我们社会整个心灵出了问题，”胡纪泽说，“如今美国城市里每3个人里就有1人有抑郁的倾向。虽然中国没有具体的数据，但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经济发展是缓慢渐进的，同时伴随有两三百年的文明演变；而中国的发展快得来不及建构出新的价值体系。我们仅用30年时间来消化西方国家300年的价值裂变和心理冲突，如同承受着坐过山车时的失重。”
以往，社会认为个人价值应该建立在为人民服务、为大众牺牲的精神上；当市场经济迅猛发展，资本主义价值观冲击原有价值体系时，社会认可的个人价值又转而与财富及社会地位捆绑在一起。
如今中国人的信仰，仍在选择空间与实践的可能。一方面是主流意识形态，来源于政治建构与引导，以爱国爱党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建构新社会的的新道德观；另一方面是，各种民间信仰传统的活跃，国祭炎黄、祭孔等再次回归，以及佛教、道教等传统宗教活动的热潮，表明中国几千年的信仰惯性。
作者 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