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监督的十年融入

夏辉走在巴中的街上，总是会被人认出来，问他下一期《阳光问廉》什么时候播出。从 2013 年 1 月 19 日，巴中第一期《阳光问廉》电视直播节目开播，夏辉就开始担任主持人，成为节目的「麻辣」质询担当。

2010 年，湖北武汉率先推行电视问政，很快这一形式出现在多个省市。四川在巴中市率先试点的基础上，逐步在全省推广《阳光问廉》，媒体暗访曝光、群众现场监督、纪检跟踪督办的一体化监督模式已成常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深刻揭示了自我革命和人民监督之间的关系，指出：「一百年来，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保证了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断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动党内监督和外部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让人民监督权力成为常态，让党员领导干部「被监督」成为自觉。

领导干部上台接受质询已是「常态」

2012 年底，24 岁的夏辉刚接到主持巴中《阳光问廉》的任务时，省内没有先例，省外类似的节目也刚起步，摆在眼前可供参考的只有一张武汉「电视问政」节目的录制光盘。

当年，武汉「电视问政」由武汉市治庸问责办公室主办。其中一期节目请来了 6 位区长，曝光了个别项目进展缓慢、工业园区土地撂荒等问题，气氛陡然紧张。现场点评嘉宾、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红云直言：「我如果是在座的 6 位区长，晚上肯定睡不着。」

武汉「电视问政」的背后，是当时武汉市委、市政府为优化环境而掀起的一场「治庸问责」风暴。从 2012 年 6 月底开始的连续五场「电视问政」，被看作是武汉市政府针对当年「十个突出问题」承诺整改情况的「期中考」。

「如果没有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问廉、问政节目很难做起来。」多名受访的节目主创人员对此都有同感。

2013 年巴中《阳光问廉》开播，正值巴中创建文明城市，一系列相关问题在节目中曝光。

「以前，路上一个井盖坏了，老百姓谁会关心应该归哪个部门管？」巴中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岳啸文告诉记者，一个井盖问题涉及交管、住建、水务、工信等多个部门协调配合，过去「九龙治水」，避责是条件反射。现在《阳光问廉》打开了群众监督的视角，相关部门再推诿塞责就不好使了。

在岳啸文印象中，每期《阳光问廉》全媒体直播，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主要领导以及市委常委都会亲临现场，分管各领域工作的市领导都上过台，主动接受质询。「这种支持传递了强烈的信号。」

在这种信号下，该节目的忠实观众徐亮感觉到干部在节目中的素质和态度有了明显变化：「过去，有个别干部『摆烂』，面对质询要么说不知道，要么说不是自己负责的领域。后来他们认识到《阳光问廉》是动真格的，嚣张态度有所收敛，并且开始直面问题。」

夏辉曾担心这把「尚方宝剑」太厉害，可能损伤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但这种担心很快就打消了。

有一次，他在街上遇到一个县级部门领导，对方向他表达感谢，告诉他「你上次那个问题问得好，我们想解决这个问题很久了」。继续聊下去才知道，原来该部门早已发现了这类问题，但要解决就得发动乡镇基层，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碍于情面，谁都没有提出来。《阳光问廉》正好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通过批评要达到什么、要改变什么，要起到一种建设性的导向。」在 2016 年召开的巴中全媒《阳光问廉》节目研讨会上，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播音主持专委会主任敬一丹指出，让被监督的人和监督的人都能接受，最终要以制度性的保障来支撑节目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巴中打造了《阳光问廉》的姊妹篇《眼见为实》，成都也搭配《成都面对面》节目，推出「阳光回应·为幸福发声」融媒体直播特别栏目，反向倒逼与正向激励并举，激发干部担当作为的「原动力」。

「我们坚持问题导向的初衷没有变，但要以整改促提升，让群众从干部的态度、行动感受到政府的公信力。」《成都面对面》主持人陆晗告诉记者。

2021 年，海南部署开展「作风整顿建设年」活动，该省发挥媒体作用，打出舆论监督「组合拳」。海南广播电视台的《作风整顿建设面对面》、三亚市电视问政栏目《责任面对面》、万宁市作风整顿电视栏目《万宁请您来投诉》、昌江黎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的《聚焦》等纷纷打响舆论监督品牌，形成「曝光—质询—督办—问责」机制，推动党内监督与媒体监督、群众监督形成合力。

「以前怕上台，觉得丢脸。现在大家都知道这是一种常态，有责任就应该承担。」一名曾在节目现场接受质询的镇党委书记说，更重要的是，现在节目会向观众反馈问题整改的成效，做得好的也要宣传，这对干部来说是一种鼓励。

政府部门习惯在舆论监督下开展工作

「2010 年我注册微博，还是『我爸是李刚』事件发生时。」在互联网公司工作的田璐说，如果没有互联网，很难想象这件事会引起这么大的关注。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伴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官员群体受到的关注越来越高。2012 年，「不雅视频书记」雷政富、深圳「房爷」周伟思等贪官被网络举报「秒杀」。其中，曾任国家能源局局长的刘铁男成为和网络举报有关且落马的副部级官员。「网络揭腐」成为当年一大热词。

2013 年初，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负责人表示，坚持科学反腐、依法反腐、依靠群众反腐，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和媒体网络对反贪工作的助推作用。

「近年来，网络舆论监督的特点也在变化。」一名从事网络舆情监测工作的受访对象认为，贪官被直接举报的情况少了，网络舆论监督更多时候是推动相关部门及时介入，使真相被揭露、正义被维护。

2020 年 7 月底，被批「废话成书」的《平安经》作者贺电被免去吉林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厅长职务。不到一个月，曾违规安排下属购买、宣传《平安经》的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省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原党委书记、厅长（局长）霍云成被查。

2021 年 4 月，郑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铁良的起诉书被披露，让 12 年前备受关注的「开胸验肺」事件真相浮出水面。当事人张海超在微博发声：「没想到在我有生之年还能看到这样的新闻爆料出来，没想到『开胸验肺』背后还有这样天大的秘密。」

「网络舆论监督让人不得不感叹『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多名受访对象认为，值得重视的是，网络舆论监督在揭露社会负面现象的同时，也在考验地方党委的执政能力。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段弘表示，过去，新闻媒体是舆论监督的重镇和主力，通过议程设置，开展深度调查，引发公众讨论。政府在被监督和批评的过程中，从被动应对到逐渐主动公关，舆论危机的处理能力越来越强。而随着网络和自媒体快速发展，个体的情绪和意见立时可见，尤其是负面评价和质疑在舆论场中被放大，对政府部门应对的速度和力度要求更加严苛。

2021 年河南安阳的「狗伤老人」事件，引发了「小事为何被拖大」的思考。安阳市为此召开了全市党员干部「转作风、提效能」警示教育整顿大会，借此契机纠治一些单位、干部存在的作风问题。

而 2022 年的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从网上曝出监控视频到 28 名涉案人员被判刑，前后只有 3 个多月时间，其间另有 15 名相关人员被立案审查调查，相关部门用一条条「硬核」通报及时回应舆论关切。一名法律从业人士告诉记者，如果不是媒体和公众的高度关注，此事可能无法推进得这么快。「如今网络传播点多面广，政府部门像过去一样删帖和堵塞言论方式已经行不通了，必须把握好处置时机，及时作出正确的回应。」

网络舆论监督引发的行业整顿「后劲」仍在持续。2021 年 5 月发生的「打投倒奶」事件不仅遭到舆论强烈谴责，也揭开了「饭圈」乱象的冰山一角。在节目平台方和赞助商纷纷出面致歉之后，不少人追问此事最终该如何收场。为此，中央网信办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提出十项针对性措施，并且连续多次将整治「饭圈」乱象纳入「清朗」行动，严防反弹反复。

「习惯在舆论监督下开展工作，是政府部门和党员干部适应网络时代的必然要求。同时，如何让主流思想舆论牢牢占据主导地位，也是这个时代提出的重要课题。」某省纪委监委驻省委宣传部纪检监察组的一名干部表示。

人民监督权力的实践多点开花

2022 年 6 月，一起长江中上游特大非法捕捞水产品案在四川广元一审宣判。应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邀请，30 位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赴四川广元开展调研视察，主要观摩法院通过审判指引，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保护提供法律支持。四川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四川达宽律师事务所主任陈泽刚作为省人大代表参与了此次调研。

陈泽刚还有另一个身份，他于 2021 年 4 月受聘成为四川省高院特约监督员。同期共有 17 名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来自省内各行业具有极强法律专业能力和参政议政能力的人士受聘成为特约监督员。加上 2019 年省高院首次聘请的 31 名特约监督员，这支队伍已有 48 人。

过去的 34 年，陈泽刚的专业领域是投融资、经济和职务犯罪案件辩护。在成为特约监督员之前，他就以「两代表一委员」的身份参与过庭审旁听、案件评审和执行案件推动等。「成为特约监督员以后，我接触的范围更广了，旁听过知识产权案件审判，观摩过天府中央法务区的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法庭、成都金融法庭等。同时对诉讼当事人的权益平等保护，特别是方便未成年人、特殊困难群体诉讼方面提出建议。」

在陈泽刚看来，特约监督员制度为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提供了良好的支撑。「过去，我作为诉讼一方的辩护人，对法院的职业监督比较单一。现在通过深度参与，更加体会到了司法执行中的难点，以及法院为推行阳光、公正、科学、理性、文明司法做出的努力。」

2012 年 7 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最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工作条例》，明确特约监督员的工作职责和履行职责的方式。此后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开始推行特约监督员制度。

十年来，这一引入人民监督的制度性设计在公共领域多点开花。一些地方开始在税务、行政执法、公共资源交易等领域探索特约监督员制度。

安徽合肥是试行较早的城市。2004 年，该市印发《合肥市特邀行政执法监督员聘请暂行办法》。2017 年 11 月，该市出台《合肥市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特邀社会监督员管理暂行办法》后，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在库监督员已有 192 人，累积抽取监督员 3 万余人次，满足不同项目对不同类型监督员的需求。

今年 4 月，新版《合肥市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特邀社会监督员管理暂行办法》印发，调整了社会监督员的门槛，监督招投标市场和投标企业也有了更多要求。

随着时代的前进，制度也在改革中创新，在实践中发展。2018 年 8 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印发并施行《国家监察委员会特约监察员工作办法》，2013 年原监察部公布的《监察机关特邀监察员工作办法》同时废止。

一字之变体现的是权利、责任、义务的高度统一。伴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逐步深入，特约监察员制度已从中央逐步推行到省、市、县。

「建议多开展一些与纪检监察业务有关的知识培训，提升特约监察员的履职能力。」「希望加大对恶意举报、诬告陷害行为的查处力度，切实保护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今年 4 月，广西南宁市纪委监委领导班子走访部分特约监察员，听取特约监察员意见建议，加强双方的良性互动。

十年来，公民旁听人大常委会会议已成常态。早在 2010 年，杭州临安市就出台了《临安市公民旁听市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试行办法》，首度邀请普通公民旁听常委会会议。同年还邀请市民代表参加市政协七届四次会议。

2020 年 9 月，时值临安撤市设区三周年，临安区政协邀请市民、委员参加「请你来协商民生政策融杭」专题协商活动。「自从撤市设区以后，市民卡和杭州接轨了，能在杭州各医院预约挂号、就诊、结算，购买景区门票，租用自行车，在图书馆借书，真正感受到了『同城同待遇』。」胜利社区的居民董平分享了自己感受到的临安融杭速度。

就在今年，上海、贵州六盘水、四川绵阳等多地人大常委会向公民发出了邀请。大连市人大常委会还首次邀请 20 余名高中生旁听常委会全体会议和分组审议。

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十年来的生动实践，让人民更好地了解了政府，更广泛地参与到政府管理中，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作者 夏芯 包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