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封顶」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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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今年3月的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宣布：“以宪法为核心，以法律为主干，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在内的，由七个法律部门、三个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事实上，在过去的一年里，全国人大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大厦“封顶”，一直在进行最后的冲刺。《社会保险法》、《国家赔偿法》、《代表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行政监察法》……有十几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法律出台或被修改。
历届全国人大委员长亲抓
古人说，“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在1997年秋天召开的十五大上。这一提法，不仅被官方视为“立法工作目标”，也被舆论视为“执政党的政治承诺”。
而如期实现这一目标，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责任，也是立法工作的首要任务。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对某项立法的重视程度，多少反映了当时中央的考虑。据全国人大官员透露，李鹏任委员长时，亲自抓《证券法》和《合同法》；吴邦国亲自抓的法律就有《反分裂国家法》等。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认为，在短短30多年里，无论是立法的数量，还是立法的质量，我国立法的成就都是无可比拟的，而这些立法的目的就是要让人民感受到我们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温暖。
直到今年3月，这一体系终于形成。但就具体提法而言，还曾有过争论。有人提出可以用“完善”一词来阐述这一体系。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终身研究员王家福认为，还是讲“形成”比较好：一来有信心继续完善，二来可以加强法律实施，制止“无法无天”的状况，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领导人、公务员以及所有公民守法，使国家逐步走向秩序化。
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后，表明了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从过去的主要依靠政策向既依靠政策又依靠法律的深刻转变。
修法中民意越来越重要
30年来，中国立法先后经过了刑法时代、民法时代和行政法时代，限制政府权力的行政法来得最晚。行政法专家姜明安说，最薄弱的是行政组织法，除了《国务院组织法》寥寥几条外，各个部委、地方政府的组织法一片空白。
2010年的最后一天，新拆遷条例结束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程序。作为中国首个两度公开征求意见的立法项目，它与民意的对接贯穿一年始终，反映出中国立法程序与实体的新特征。而在围绕新拆迁条例民间与官方形成罕见互动的背后，是权力机构走出暗室“开门立法”的立法程序变革。
近年来密集的法律修改，更多指向的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伸张，这也表明此前的法律制定尚缺乏对此问题的完整认识。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利明说：“每一部法律的出台都肩负着反映民意的重任。《物权法》历时13年经过8次审议，特别是通过媒体、网络等形式向全民征求意见，就充分体现出这一点。”著名法学家应松年也介绍过在我国首次引入听证制度的细节：“起草《价格法》时，要写进听证制度费了好大劲，很多人反对。听证制度最终的写入，是民主机制的一大胜利。”听证制度引入后，在中国迅速发展，立法听证、物价听政、环保听证等等，如今已到处开花。
法律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早已成为立法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决定，所有的法律草案，除非涉及国家机密，一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据了解，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机构现正在研究如何完善互动机制，增加民众的参与感。“这是立法民主化的重要进展。”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诚恳地表示，“我们乐于见到更多的人参与立法，而且特别愿意了解不同的意见，这扇门只会越开越大。”
中国特色值得自豪
细细数来，我国现行有效法律239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立法真可谓粲然大备，法治国家地基成功奠定。但法律的数量只是一个基本参数，衡量一个法律体系应该从多方面来考察。
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认为，判断一个国家法律体系是否形成可以采用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叫做事实上的标准。从事实标准看，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做到了有法可依，所形成的秩序是通过法律调整而形成的法律秩序，每位公民的各项权利都能够通过现行法律获得确认和保护。再一个是法律规范的文本标准，就是法律部门当中最重要的法律以及和法律相配套的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相对齐备，内部协调一致。具备了上述两个方面，就可以确认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在这个建立的过程中，我国参考和借鉴了许多法治发达国家法律体系的成熟经验，但又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的法律传统中有许多我们值得自豪的地方，如中国人的大局观，统筹协调的治理术，天理、国法、人情三位一体的观念，注重人际关系和谐、注重调解的传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执政理念等，这些即使在当代也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朱景文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清醒地看到在社会生活的重要领域无法可依不行，但是什么问题都立法，什么问题都单纯依靠法律解决，也不见得是个好办法。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取其所长，去其所短，仍然是今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艰巨任务。
关键还在执行
温家宝总理在谈到法治精神时曾经引用了明代张居正的一句名言，“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 所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之时，还必须清醒地看到，目前只是总体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和重要。
这些年来，我国也在这些方面建立了很多的监督制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大的监督制度。人大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监督“一府两院”，监督他们的工作人员是不是严格按照法律执行。各级人大按照《监督法》实行监督，保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严格按法律办事。
监督制度同时还包括党内的纪律检查，行政上的纪律监察，还有人民群众的监督，特别是舆论监督。除此以外，为防止执行法律的不作为、乱作为，还在法律上设置了一些救济渠道，比如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甚至按照《国家赔偿法》对违法侵犯公民权利的都有救济手段。
另外，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提高并不在于制定了多少法律，而在于人们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法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制定这样多的法律不是摆样子看的，法律正在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依法行事正在成为中国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吴邦国委员长说过，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而法律的实施也要有一个良好的环境来支持、来保障。在执行过程中，广大的领导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是保证法律实施最重要的一部分人。
孟子云：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不仅是写在纸上的，更应在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只有执法追上立法的步伐，不折不扣落实，法律才能在人们的心中生根。（综合《南方周末》、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