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栖」突围:仕途文心两相宜

　　权力作坊的私人手工品：白与黑
　　官员搞文艺创作，犹如在权力作坊中加工私人手工品，绝不是一个简单单纯的艺术创造行为，而是比一般作家有着更多重的意义。
　　如今，官员进行创作，早已不再只是“无言独上西楼”，而是把他们对世界、对人伦、对自然、对自己工作的思考沉淀于心底，发诸于笔端，使他们更加引人注目。然而这些作品的操刀者是官员，他的本职身份决定着其创作大环境的复杂，内心情结的千丝万缕。这些作品就成了官场身份与文人私密创作活动的矛盾统一体。
　　然而纵观这个权力作坊中生产的艺术品，也承载着和一般文学艺术殊为不同的意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许多官场艺术品上抹上了浓浓赤子之情。
　　从艺术论集《李岚清音乐笔谈》到史料意义的《外交十记》，这些个人化色彩越来越强、个人写作的痕迹也越来越明晰的作品，形成了国家高层领导人的智慧星群。而李肇星的外交生涯更是伴着诗意的影子，为我们留下了脚步嵌在世界各地的诗文。
　　基层公务员更是一个大的创作体，作品异彩纷呈，品质长短不一，有些是汇集自己的为官心得，有的是自己的工作笔记，有的是生活感悟凝集成的诗歌散文，有的是小说巨制。风格和水平都各有所异，创作情感也各有不同，有个人抒发胸襟、寄意河山的情感，有汇聚着来自各地无数“衙斋卧听萧萧竹”式的板桥之忧，表达形式也异彩纷呈。
　　笔者略取一二为例，四川省营山县纪委干部李建春的新诗集《风中琴弦》，是一部以大写意的灵动笔调，记载工作与生活中的点滴心路。而他的同事邓精华则用20年来110万字的书法，书写自己创作的诗词。他说，仿佛家乡每一次变迁都有牵动他的神经。这种真挚让人不得不感动，而且这类例子还很多。
　　而另一方面，附庸风雅、以权谋私的官员“拽文”也时有发生。近来，有的官员以出书为名，利用手中的职权要求下属购买他的书，或用公款买下以后再发下去。出了名、收了钱、还“雅”了一回，何乐而不为？
　　国家药监局原副局长张敬礼的一本书就卖到了每本566元的天价，其非法经营、出书获利案值达1700万余元。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更是“墨宝”四流，每幅价格不菲，扬名又得利。原山西省临汾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月喜不仅“擅长”书法，还出版了《乐夫天命复奚疑》、《诗词对联赏析》等多本著作，并非法獲利40万余元。 这些还只是个体，“在陕西，官员写作非常普遍，从基层到厅局，从乡镇到省委，可以说已成规模了。” 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杨乐生向记者透露。
　　时评人王旭东接受《廉政瞭望》记者采访时指出，“书的暴利”+“权力销售”=“暴利平方”。我们在注意到官场文学热闹场景的同时，有必要探寻作品本身隐含的权力伦理。这一伦理藏在文学的华丽虎皮里，成为官员文艺的败絮。之所以人们对官员出书颇有微词，原因正在于此，正如人们不会无故仇富，所仇视的是那些靠不正当手段攫取财富的人。
　　据悉，在我国还没有一个全国性法规来规范这个“权力作坊”里的私人手工品。只有四川省委、省政府在2005年划定过领导干部出书的“红线”，要求“未经组织批准，各级党政干部不得以个人名义参与出版物的编写工作，不得在出版物上挂署党政职务头衔，不得利用职权和影响在出书中谋取不当利益”。
　　文化基因的结局：融合与分裂
　　文人官员的骨子里，有着对传统的深厚敬意。既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能“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孔老夫子给的文化基因。这个基因到底对官员有何作用？
　　首先，文化会使其从政风格更加厚重。各地近年地方经济大打文化牌，文化的竞争说到底最关键的是领导层文化的竞争。而城市的建设最容易体现一个地方的文化底蕴，现在许多地方高楼建得不少，但形式单一、毫无美感，文化建设没有一点文化品位。在上海世博会开幕之际，江苏省经济欠发达的阜宁县耗资数百万元兴建“山寨版中国馆”，这种文化“缺钙”让人觉得有些可怕。南京博物院前院长在保护明孝陵下马坊的争论中曾激愤地说过：“我们的一些干部有知识没文化，无知才会大胆。这样下去，我们的权力将会腐化，为人民服务的地方将变成旧时代的官场。”
　　文学的激情与关怀，使官员可能处于“俯身”的姿态。国学大师南怀瑾曾说过一句看似偏激的话，每个从政的官员都应该看小说。为什么？小说里的名字可能是虚构的，但其中反映的现实生活和民间疾苦却是真实深刻的。评论家陈彤彬指出，现在党政机关中有些人理想沦丧，人生目标缺失；决策水平不高，朝政夕改；对民众缺少关怀和责任；遇事互相推诿，腐败毒瘤野火烧不尽。这种情况与人的文化修养弱化有关。
　　最后，文化文化，文能“化”人。把业余时间都放在写作上，歪门邪道的事情自然就想得少。“每每面对诱惑的‘天人交战’时，文学修养是可以起到一定的固本强基作用。”四川省纪委一名官员在归纳了多年的办案经验后，告诉《廉政瞭望》记者，官员作家最大的特点就是能通过作品影响到读者，也净化着自己的内心。
　　审美的观照和艺术的想象具有某种纯净之功，但绝不能单纯地“以文定人”。能写出好诗文的，并不妨碍他的人品与官品的堕落。现实的反腐工作中，这类例子多不胜举。
　　“我用激情的脚步触摸、我用专注的耳朵倾听、我用虔诚的心情拜谒、我用渴望的目光探求……”
　　翻开原湖南省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的散文《感受郴州》，诗一般的语言扑面而来。然而，难以想象，同样是这位李大人，其在任期间却大搞权钱交易。是“书中自有黄金屋”，还是“功夫在诗外”？
　　已经落马的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也有过异曲同工之举。在他被检察机关以涉嫌受贿罪逮捕后,人们发现,这位当年红遍全国的大型交响乐《神州颂》的作者，钱也赚得盆满钵满。这告诉我们，长着翅膀的，同样也可能是鸟人。
　　从政为文皆有致，仕途文心两相宜
　　人格与文格没有必然的分裂，从文与从政不仅可以“两全”，还可以“齐美”。为文可以让从政更加从容，更加有深度，若能把握好各自的尺度与艺术，互发良性影响，“两栖”也可以更加悠然。
　　官员善文，会对自己的工作大有裨益。如同车延高所说，“有执政能力，也要有执笔能力。”不论是书写公文、梳理理论常常需要才情与敏锐，而且记者发现许多基层上善于写作的官员常常将自己从政的所感所想，一一记录下来，文字虽然不能跟专业作家媲美，但作为人生记录，可以供己自娱自欣赏；作为社会见证，可以供人借鉴。对于许多领导干部，文字更是思想的具结，经验的积累。“文以载道”，实在是件好事！
　　“官员为文，就像多了一双发现世界的眼睛。”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李明泉教授用“眼睛”来形容官员利用工作之余从事文学创作。他认为这是对政治文化生态的一大改善和优化。
　　曾经的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如今的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曾有一联云：“从政为文皆有致，仕途文心两相宜。”对于从政与从文，二者最终能达成“两相宜”的平衡，相得益彰的互利局面，是一种两者俱佳的状态。
　　

作者 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