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考县长有多难

民国虽努力推行「县长考试」垂 20 年，但绝大部分县长，仍是军阀政客私情荐举之产物。

1927 年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即着手推动县长考试，试图以考试录用，取代泛滥成灾的私人荐举。按孙中山的观点，县政乃国家基石，须「以县为自治单位」，民权方能有所依托，「主权在民」才不至于成为空文，县政自治成败的关键，又在于县长能否得人。

当时的县长考试，分笔试、口试两大部分；总分 100，笔试 80，口试 20，60 分为及格，难倒了一大片应考者。1937 年，四川举办首次「县长考试」，应考者 467 人，实际参与考试者 428 人，超过 60 分及格线的只有两人，另有 7 人的分数超过 55 分而不足 60 分。

四川县长的考题

当时的笔试，重在考察应试者对地方治理、县政建设的个人理解，其大致面貌，可参考 1937 年四川省县长考试试题，总的分为国文、法纪、经济、教育等几个大类。

笔试对国文的考试非常看中，分为论文和公牍。如果说论文「文翁治蜀教化为先、武侯治蜀信赏必罚，施之于今，以何者为宜论」还是属于传统策论的话，那下面这题就完全是在模拟处理实际问题了——四川昨年夏旱冬干，本春民食将感缺乏应如何救济，试就一县范围拟具治本治标办法呈报省府鉴核文。

此外，当县长还要熟悉法律法规，但民法、刑法和行政法方面的试题让当时的大部分应考者「头疼」。

1937 年的四川县长考试中，就考过「保安处分与刑罚有无区别？其目的安在？」以及「某县政府误将私人之庙宇认为公产，充办学校，经业主提起诉愿并诉愿之结果，仍维持原处分，业主不服，提起行政诉讼。问可否同时附带请求损害赔偿？又于判决撤销原处分后，是否可根据原未附带请求损害赔偿为理由，再向行政法院请求？」有人说，这些题目的难度都快赶上于今天的司法考试了。

经济工作历来是县级政府的重中之重，要当县长，自然要对发展经济有自己的理解和方略，如果说「如将来地方税裁撤，特税以禁烟法定年限届满而取消，田赋只准一征，旧税可经整理而增加收入者有几？可推行之新税源有几？其旧税及新税之整理与推行方法若何」这道题还侧重实际的话，那「实施统制经济之先决条件如何，统制主义经济与自由主义经济有何差别？」就纯粹是经济理论流派的解读与辨析了，在当时自然要难倒一大批应考者。

有应考者，交了卷出来就大唿：「这哪是考县长啊？分明是在考省长啊！」他所说的就是一道实业的考题，题目是「本省应以何处为第一工业区，附近省垣各县以何县实业为最有希望，试分别确实指陈并述其理由」。这看起来的确比较宏大，当时的交通、通讯都不比今日，很多县长对全省各地的情况根本不了解，更别说规划发展了。

口试注重实际行政经验

至于口试题目，并不固定，往往由考官据应试者将任职之地区的特点，临时发问。如 1928 年河北省县长考试，有考官提问：「因土匪甚多，交通忽被阻，县城无盐，人民有淡食之虞，将何法以救济之？」

再如，1946 年，俞履德在南京参加县长考试，其口试题目是：「假使你在一个县里当县长，有一天，有一个离县城十余里的大村，发生特大火警，你怎么办？」同年，赵堪同参加云南省的县长考试，口试时被问：「滇越铁路的枕木为什么要用铁枕木？」1947 年，赵玉林想考取台湾的县长，口试时被问：「你对『二·二八』事件有何看法？」

考题这么难，但民国时期的县长职位甚至连「泥饭碗」都算不上。据《崇庆县志》记载，从 1912 年 1 月的「知州」开始，到 1949 年 12 月的「县长」结束，先后在四川省崇庆县（今崇州市）做过行政长官（知州、县知事、县长、代县长）的，一共 49 人，平均任职年限不到 1 年。多数县长，担任职务不过数月，周围人头刚刚熟悉就已经调动，一般百姓更不会知道这些人是干什么的。

不过也不可对考试院搞的这些考试陈义过高。与四川 1937 年那场县长考试同时进行的，是时任四川省主席刘湘搞的短训性质的县政人员训练所，训练所学员毕业后，每期担任县长的经常保持在八九十人。反而让考选上的县长，实际成了「少数派」，上升空间十分有限。

李之青系张澜学生，在 1937 年通过四川的县长考试后，10 多年间，一直在县长位置上，先后担任过城口县、丰都县、郫县、崇庆县、内江县、成都县等 6 个地方的县长，1984 年后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有人说，国民政府直至败退台湾，亦未能解决内部的军阀割据问题，故戴季陶所领导之中央考试院，虽努力推行「县长考试」垂 20 年，但国民政府治下的绝大部分县长，仍是军阀政客私情荐举之产物。

作者 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