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功高，越谨慎

　　作为下属，都有非常强烈的愿望希望多立功、立大功，以此得到领导的赏识和信任，从而提升自身的地位、得到令人羡慕的奖赏、获得能够进一步发挥自身才能的职位和权力。但是，从历史上看，功高者很少能善始善终，许多功臣最后变成了罪臣，留下了历史和个人的悲剧，令人唏嘘扼腕。
　　功高不可骄人
　　功臣在功劳还不显著时，往往都比较谦虚谨慎，因而对人的态度容易把握好分寸，人际关系通常比较融洽。但是，随着职位的提升和权力的增大，从“小角色”变成了“大人物”后，往往会滋长骄傲自满的情绪，伐善夸功、贬低他人，罔顾别人的自尊，因而很容易与同僚产生尖锐的冲突与矛盾，成为众矢之的。
　　震慑西陲，享誉朝野的“年大将军”就是一例，当雍正对年羹尧宠信优渥，但年志得意满，自我陶醉中进而做出了许多超越本分的事情，最终招致雍正的警觉和忌恨，以致家破人亡。
　　年在官场往来中趾高气扬、气势凌人：赠送给属下官员物件，“令北向叩头谢恩”；发给总督、将军的文书，本属平行公文，却擅称“令谕”，把同官视为下属，还把朝廷派来的御前侍卫当做“前后导引，执鞭坠镫”的奴仆使用。
　　一次乘轿出行，当时正降大雪，扶轿者的手上不一会就积满了雪，但谁也不敢拂掉。年羹尧难得地心生憐意，说声：“去手！”意即让随行者把扶轿的手放下，不必那么受冻。然而随行者想到年平时让违令者砍掉手臂的“去手”刑罚，就不敢迟疑地拔出各自的佩刀斩掉了自己的手。从这件偶发的小事中，足可见年羹尧平日的暴戾和凶残。
　　历史的教训表明，惟功高者不可骄人，骄功者不仅失功，而且很容易失势。
　　功高不可傲上
　　功臣在还没取得什么值得特别称道的功劳时，对上级往往比较尊重，服从意识比较强。但是，一旦立了大功，自己很容易感到底气足了，对领导不像以往那么毕恭毕敬，甚至分庭抗礼，这会让上级领导感到下级在挟功慢上，不仅心里会产生极不愉快的感觉，而且从此会对下级采取防范措施，这对功臣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可以说是因功得祸。
　　俗谚说：“烙饼大不过烙它的锅。”你的功劳再大，你也是下级。如果因为自己有功就变的对领导不尊重、不服从，那你的噩梦也就开始了。
　　功高压主的年羹尧也做了这样一个噩梦：他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其所保举之人，号称“年选”，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以陕甘川官员为骨干，包括其他地区官员在内的小集团。许多混迹官场的拍马钻营之辈眼见年羹尧势头正劲、权力日益膨胀，遂竞相奔走其门。当时已蔚然成为一个年氏帝国，怎能不引起雍正帝的忌恨？
　　对于现实中的各级领导而言，“庙”就那么大，“方丈”只有一个，上级的领导职数就那么多，如果把功劳当筹码，立了功就要求提升更高的职务，政治野心膨胀，对职位晋升愈来愈贪求无厌，产生“大鹏展翅恨天低”的狂妄心态，有一种强烈的对别人、对上级取而代之的心理，不仅不现实，而且还会因为直接威胁到上级领导者的地位、侵害其他同僚的利益而被上级和同僚联手封杀，导致自己政治发展前途的中断。
　　功高不可奢靡
　　功高者往往赏也厚，不仅更有条件追求奢华的生活，而且还会有一种心安理得的心理在推波助澜。但是，生活奢靡不是一个生活小节问题，而是同时影响道德品质和政治选择的根本性问题。因此，功高的领导者必须注意戒奢就俭，把心思和精力用在再立新功、再创辉煌上，防止蜕化变质、前功尽弃。
　　很早就加入秦王李世民幕府的侯君集，多次随军出征，曾经组织策划了玄武门政变，对边疆的清扫也显示了出色的指挥才能，打通了去西域各国的通道。因此，他历任左虞侯、车骑将军，倍受恩遇。
　　但侯君集的个性和品行瑕疵较多。《旧唐书》载，侯君集自幼“性矫饰，好矜夸，玩弓矢而不能成其艺，乃以武勇自称。”侯君集跋扈性贪，灭高昌国时，没有奏请朝廷便自作主张委任官员，同时还私自掠夺大量的珍奇宝物、妇女。手下将士知道后，竞相偷盗，侯君集恐其事被人揭发，不敢制止。
　　后来，在平定高昌的庆功宴上，江夏王李道宗就对唐太宗说：“君集智小言大，举止不伦，以臣观之，必为戎首。”侯君集最后终因贪污而被下狱，最后只能郁郁而终。
　　侯君集和年羹尧的悲剧命运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封建专制时代上下级关系难以摆脱的历史宿命。但是，他们的悲剧命运也是他们性格、品质和行为方式的缺陷酿成的苦果。越功高，越谨慎，领导干部应该引以为戒，特别注意以下问题，以有效消除功高造成的“眩晕”效应，从而正确对待自身的功劳，保持健康和谐的上下级关系。

作者 聂世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