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数字治理的泛化现象
基层数字治理泛化——「人人皆谈数字」「人人皆用数字」「事事都可数字」「事事都需数字」——是指当前我国基层治理越来越呈现为数字化的世界。数字化语言正改变日常社会治理中的语言结构，公共治理的思维习惯，甚至重塑了科层组织上下级的沟通与评价方式。
数字概念泛化
基层数字治理泛化现象的前提是数字概念的泛化，内涵越来越丰富，外延越来越宽泛，任何创新都可以与数字治理挂钩。在社区公共空间中只要摆放一块大屏就代表街居实现了数字治理；一项活动只需手机在线点击就实现了数字操作；报告研究只要附上数据就表明经过了调查；治理评价只要附上了数字就代表了客观公正……数字治理在庞大而又无处不在的环境中成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趋之若鹜的符号。
在此之前，数字治理有严格的运用范围，如公共管理学强调借用数字分析技术来精准研判，提早预防重大公共事件；经济学家用数字来分析研判宏观经济形势从而供给更有效的公共政策。数字概念泛化让数字成为一种修饰，将原本不确定、不明晰的社会治理转变为「明确」和「丰富」的公共活动，从而模煳了数字原本的功能和权限。数字概念泛化的直接后果是社会治理的实践混乱，社会治理过程缺失、有温度的人文关怀被隐藏、丰富意义的社会活动被量化。数字概念泛化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基层社会治理不再愿意去做那些无法用「数字」来展示的工作，例如关爱社会孤寡老人、丰富社区公共服务的志愿活动、小区主题文化建设等。
数字权责泛化
数字概念泛化是基层治理中将数字作为一种表达确定性和有效性的工具，那么数字权责泛化则是借用数字治理存在的「客观性」特征来避免自身参与社会治理的「主观性」特点。在传统科层组织行政中，理性主义、非人格以及标准化是政府官员厘清权责结构，保障自身行政安全的重要模式。然而这种行政模式却无法处理好基层社会。现实基层社会中的复杂性、变动性以及长期与人互动的特征使一线政府官员必须关注民之所盼、民之所议，建设成为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是权力行使合法的重要来源。
数字权责泛化的直接原因是让数字承担可能性的治理后果，从而模煳了上下级间的权责归属。在中国行政的五级政府结构中，上下级存在天然的信息差，政策执行也往往按照「委托-代理」的模式开展，在各自管理的权限范围内分别对应着各自的义务。而数字权责泛化则是将未来治理活动的可能性风险转嫁到数字标准模式上来，通过专业化的数字处理数据来表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一旦危机发生，可以由此避清责任。数字权责泛化是将数字标准作为追责依据，横向政府间通过是否拥有数字权限来划定彼此责任，数字权责泛化的最终结果是政府责任认定的泛化。
数字资源泛化
既然「什么都是数字治理」，自然「什么都可以成为数字」。数字资源是数字治理重要的「生产资料」，没有数字资源就无从谈起数字治理。在基层治理中，数字资源泛化是指各类社会治理行动都可以依仗数字，安全预警可以用数字、网格监控可以用数字、党员下沉可以用数字甚至各类志愿服务活动也可以依靠数字。街道开发的数字使用平台不仅可以知道该街道在某天的中午时段有多少人群就餐，他们的基本年龄段是什么，也可以知道街道人群在什么时间段就餐，更偏好的食物是什么。
数字资源泛化的误解是：大家普遍地认为人们更需要的是真实的数据而非真实的经过。「数据不能造假」「经过标准处理后的数据一定是真实的」这种观点正逐步成为人们判断事物好坏、评价是否公正的重要依据。诚然，数字能够代表的标准具有事实层面的合理性，但诸多事物评价是不能完全用数字来替代的，例如各类与人交往的社会活动。数字资源泛化的另一个后果是：数字被赋予了无上的权力，过分追求数字标准的人被数字所操控，失去了判断善恶美丑的能力。数字资源泛化一方面带来了大量无用的基础信息，另一方面诸多公共社会治理事务依赖这种泛化的数字信息来表达绩效。
数字技术泛化
数字资源是进行数字治理的「原料」，数字技术则是进行原料加工的「手段和方法」。数字技术的泛化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数字技术使用的泛化，从治理范围来看，数字治理涵盖了从宏观到微观，从国内到国外，从国家治理到政府管理，从社群治理到网格组织，任何基于数据的数字化处理，都离不开数字资源源源不断的供给。二是数字技术获取的泛化，当前的数字技术已经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安全等重要领域，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平台上发挥作用。数字技术成为在国家层面、社会层面以及技术应用层面上无法脱离的重要手段。
数字技术泛化一方面表现为人们积极地使用数字技术来处理各类社会治理问题，另一方面表现为数字的全面性、模煳性和动态性特征对人的「异化」。数字技术视角下的人不再是拥有着生命、差异化成长经历和自我叙事意识的主体，而是转变为一串串程序能够理解的人群偏好和代码集合。拥有海量数据资源的政府和市场主体不再理会个体的差异性和群体意识，而是借助数字这个结构性工具来巩固自身的权力体系构建，提高市场的竞争力。数字技术泛化的结果是由数字所构建的平台权力更加不平等，数字霸权、数字垄断、数字鸿沟等问题长期存在。
结语
人不是生理的机器，基层社会也不是固定算法的场景，我们不能单纯地用技术主义眼光来看待。人本质是要走向一种温馨而又充满情感的生活，这种生活并不是完全地消灭数字的存在，而是要迎接数字发展的同时将人文的因素注入技术世界中。当前基层数字治理泛化的现象也不是简单地将数字要素排除在治理之外，而是要在数字治理的过程中多考虑人的因素，创新社会治理格局，激发一线治理热情，灵活处理社会矛盾，最终实现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积极协同。（张园园，上海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政治学博士）
作者 张园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