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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2 月 27 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式提供区域服务。

「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 9999！」

这是近日在网上流行的一个段子，因为在去年的最后一天，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布相关司法解释：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在一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应当依照刑法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这意味着「两高」明确了「行贿罪」模煳地带，凡送礼超过 1 万元，很可能就要被界定为行贿罪，但一万元的数额还是让许多人纠结，有人提出，难道送 9999 元可以免责吗？

送 9999 元可以免责？

在十八大召开之后，中央新班子向外界频显强力反腐形象，「两高」适时推出这一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司法解释，可谓正当其时。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对此次出台这条有关行贿罪的司法解释已有了相关解读，但民间的讨论还是不少。有人揣测这是为了配合最近的「反腐法治化」，还有人觉得「也许发生了什么大案子」，在一则刊登在最高法院官方网站上的转载文章里，还特意写道，「在岁末之时发布司法解释，也提醒人们在节日的礼尚往来中，加强廉洁自律」。

有法律界专业人士指出，我国现行法律中有行贿罪条款，此次不是新举措。早在 1999 年，《刑法》界定行贿罪的「红线」就已经是一万元了。而人们印象中「5000 元就犯罪」，指的是受贿罪的立案数额标准，也就是说，受贿者拿 5000 元以上就触犯了法律。

《刑法》第 398 条规定，「对一般行贿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但「一般行贿罪」却没有具体的定量标准。各地法院在具体执行中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标准不一。可能为了避免司法中的随意性和统一量刑标准，才出台了「一万元以上的」司法解释。

负责制订此次司法解释的法官指出，虽然法律对行贿早有规定，但一些内容规定得并不明确和具体。社会上有关「重打击受贿、轻打击行贿」的议论不时见诸报端，甚至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案、建议的内容。从 2010 年下半年开始，最高人民法院开始着手调研如何有效惩治行贿犯罪，这项过程「常规而又漫长」。

参与起草解释的一位法官指出，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仍然需要继续依法从严惩处行贿犯罪，惩治腐败，对行贿犯罪的数额标准应当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不能把标准一下子提高到好几万元，所以延续了此前所规定的一万元标准。

这名法官还强调，将行贿罪的追诉标准定在一万元，绝不意味着对于小额行贿的行为完全放任不管。据了解，低于一万元的行贿行为，仍然可以通过行政处罚或者纪律处分的规定予以制裁。对于多次小额行贿未经处理的，依然会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按照累计行贿数额追究刑事责任。例如一个人向甲、乙、丙各自行贿不满一万元，或者向同一人多次行贿，每次不足一万元但累计超过一万元的，仍可追究刑事责任。

在他看来，不论行贿罪追诉标准的数额确定为多少，都会产生争议，毕竟明确的数字总会划出一条界线，在界线边缘终归会有许多特殊案例。作为司法解释制订者，他们所能够做的，是去界定一个相对合理的标准，而它能够对行贿行为起到惩罚与警示预防的作用。

「重弹」行贿为哪般？

受贿和行贿是对孪生兄弟，他们是一种难以割舍并相互利用和依赖的利益交换关系。但有数据表明，过去我国行贿定罪比受贿少四成。曾有媒体做过一项调查，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最为痛恨的是哪一类腐败犯罪？案件数量遥遥领先又是哪一种腐败犯罪？答案均指向了贿赂罪。因其涉及官员廉洁与否，攸关民心向背，牵动各方神经，影响政权稳定，向来是刑法打击重点。

当贿赂犯罪手段不断翻新，如何判定行贿罪，成为法律亟需解决的问题。事实上，社会各界要求司法机关惩治行贿犯罪的唿声早已十分强烈。近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也不断发出「依法严厉打击严重行贿犯罪」的要求。2011 年，全国检察机关也开始加大追究行贿犯罪的工作力度。不过从具体的司法统计数据上看，这一年全国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行贿人只有 3194 人。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游伟认为，比之于数量巨大并逐年递增的受贿犯罪而言，这个数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现实中却是行贿非罪化、量刑畸轻化趋势严重，行贿人行贿的金额比法律规定的立案起点一万元，高上几倍、几十倍甚至更多，却鲜有定罪。

深圳市安远集团董事长陈族远，曾向云南交通厅长胡星行贿 3200 万元，创造当时行贿金额全国纪录。让外界大跌眼镜的是，胡星被判无期徒刑，这个民间有「行贿状元」称号的老板，却全身而退。

受贿者固然可恨，行贿者却也可恶。我们看到，在一些落马官员的忏悔中，不乏对被行贿者「拉下水」的悔恨。在巨大的利益驱使下，行贿者不仅千方百计拉拢、收买官员，还利用行贿证据威胁官员，如众所周知的雷政富事件就在此例。

反腐专家任建明拿出数据，据长期调查结论，行贿者普遍会获得 10 倍于投入的回报，也就是说，行贿的回报是投入的 1000%。在一项交易中获利最多的不是受贿官员，而是行贿者拿到了收益「大头」。

也有评论人士认为，争议行贿受贿何为根由，何者危害更大，都不是「长治」之策，在进一步加大惩治严重行贿犯罪力度的同时，如何完善公共权力的配置、结构和制衡制度，如何健全公务人员腐败犯罪的「早发现」机制，始终是一个需要重视并尽快付诸实践的问题。

严规如何防沦空

除了一万元的具体数字，人们还有个疑问，那就是「怎么算行贿」？

如果从法律条文来看，《刑法》第 389 条中就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其中关键之一要看行贿人是否谋取不正当利益。但何为「不正当利益」，是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一个比较模煳的问题。虽然在以往的规范性司法文件中也有规定，但并不全面，特别是随着近年来贿赂犯罪手段的不断翻新，利益正当与不正当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煳。

针对这次司法解释，许多人拿亲身经历的状况发问：假如在工作单位的人事晋升中，一个人本有实力，为保险起见给领导送了超过一万元的大礼包，这违法吗？再假如一个人具有招标要求的所有资质条件，甚至优于其他竞争者，但为了中标送给招标单位几万元，这算行贿吗？

依照最新司法解释的规定，算！

有媒体认为这是最新司法解释的进步之处。在原有规定的基础上，对一些实践中出现较多的不正当利益做了专门的规定。那就是「违背公平、公正原则，在经济、组织人事管理等活动中，谋取竞争优势的，应当认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不过，有专家指出，以「一万元」为量刑标准，看似严厉，但要完全执行却不现实，如果达摩克利斯之剑高高举起，却不落下，显然就失去了立法目的。

所以，「一万元」合理不合理，多大的金额才合理？既要考虑阻止行贿的效果，又要考虑执法的成本。标准定高了，防止犯罪的效果不明显，标准定低了，执行成本太高，执行不了，又会损害法律的严肃性，造成「有法不依」。显然，这需要有大量的数据支持才能得出结论。（本刊综合）

作者 本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