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垄断企业改革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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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摘要】本文主要对中国国有企业的分类、国有企业垄断性的标准、中国国有垄断企业的影响做了简要阐述,并对国有垄断企业的改革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国有企业 垄断 特殊利益集团
一、国有企业的分类
科斯认为,企业的本质是对市场的一种替代,而当一项经济活动在市场的交易成本和在企业相同时,市场与企业之间的替代便已完成,这时候企业与市场之间的界限也就是企业的边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便是市场竞争的主体。其价格在与同行其他企业的竞争和与消费者的供需平衡中形成。而我国的国有企业大体可分为这么两类:竞争性的和垄断性的。两者的区别是前者的产品和其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由市场决定而后者则不完全有市场决定。而垄断性的国企又可以分为两类:自然性或技术性的垄断即其企业的平均成本在很大的规模上才能显示递减,因此有一家企业来提供产品和服务对整个市场来说更加有效率;行政性垄断企业,即企业既不是由其企业在竞争性的市场中脱颖而出也不是因其具有某种自然垄断性,而是由依靠市场外的行政力量对其他企业禁止进入该行业而实现其垄断地位。
二、国有企业是否应具有垄断性的标准
(一)成熟市场经济的一般标准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国有企业是否具有垄断性很多情况下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一般分为刚才所提到的自然性垄断还有一些涉及国家安全和重要国计民生的领域。需要指出的是,成熟的市场经济是和政治上健全的民主法治制度相配套的,这样就使民众不仅在宪法层面而且在实际层面拥有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
(二)中国现存的除一般标准外的隐性标准
在中国除了上述标准外,还有一个隐性的标准,就是垄断企业为政治强势群体的创利程度。政府垄断企业的垄断利润很大一部分并不是上缴国家财政,而是被以各种名义被瓜分,比如以福利的形式为企业内分红、为下属事业单位分红、为主管部门领导群体分红,这部分的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垄断企业台前叫喊着因成本增加而员工却在收入奇高的情况下不断加薪。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反垄断法的出台步履维艰。
三、现存国有垄断企业现状
(一)功能的迷失
现存国有垄断企业存在的理由大体是:增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力;做大做强增强国际竞争力;重大科技项目投资;控制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产业等。其中一些功能是符合成熟市场经济体的通行标准的,但是其他的一些所谓的功能即便在理论上也让人无法信服,比如“增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力”,从技术层面讲,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是不可缺少的,但有效的市场调控是否必须以政府对社会大量投资资金的占用为基础呢?从更高层面说,国家控制经济中的“国家”在实际操作上必然是政府或者是某些政府领导人。而在一些领域比如电力、石油、电信,如果法制健全,管理得当,民营企业的进入并不必然威胁国家安全或者经济安全,反而会创造市场的竞争环境,提高整个市场的效率,那又为何民营禁入或者进入后无法获得同国企同等待遇呢?其实,揭开现象见本质,垄断利益群体的阻挠才是根源,而一些所谓的“道理”不过是冠冕堂皇的理由。他们害怕民营企业的进入会减少甚至消除他们的垄断利益。
(二)收益的分配
根据现代产权理论,企业的所有人应该拥有企业收益处置权。在我国,垄断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全体国民,民选的代议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应拥有国有企业利润的处理和利用的最高决定权。而国有企业的利润除了一部份必要的并且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同意而自留外,其他的则应该上缴政府的专门机构——也就是通俗说的国库保留。而现实中,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生态下,国有企业利润往往由自己和与其利益相关的政治强势集团决定,另外再由于硬性规章制度的匮乏,国企利润被或明或暗的不正当侵占便成为现实。
(三)成本的承担
垄断国有企业的高利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其本质是利用行政的力量把竞争对手排除在外而获得的一种垄断溢价。在消费者需要这种产品而又没有其他厂家可以选择的情况下,这种垄断的溢价的直接成本由消费者承担便是必然了。而民营企业也被行政性的排除在本应该是竞争性某些行业之外,则是对某些本应该拥有的发展和赚取利润赚取利润的丧失,其实是国企垄断的隐性成本的承担者。
四、现有的不合理的垄断现象的影响
(一)对经济效率的纯损耗
垄断,对社会经济效率的净损失可分为相对自由经济体更高的价格和更少的产量。而行政性垄断则比自然垄断造成更多的净损耗,这主要是因为对本应该是竞争市场的强制排除和对垄断性市场以更强的垄断性。
(二)对民营经济发展的阻碍
垄断国有企业对民营经济发展的阻碍除了表现在许多本来应该向市场开放的行业对民营经济强制性地关上大门外,还表现在处在产业链上游的生产要素领域的垄断国有企业对民营经济的歧视性对待,这就是民企和国企处在不公平的政策待遇下,使民企的发展受到阻碍。从深层次讲,这种不公平更是阻碍了中国在竞争市场领域世界著名品牌的出现和自主创新领能力的增强。
(三)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上面所述为企业层面,国有垄断企业与民营企业在同一市场的不同待遇,那么具体到每个人则是不同体制内的个人在同一社会中的不同平台上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垄断国有企业员工对不合理垄断利润的分割,垄断国企所依靠的政治强势集团对垄断利润的分割,垄断性国企对某些关键生产要素以强制低的价格收购导致的要素拥有者的利益损失,比如土地的强制拆迁等。这都是造成社会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
(四)形成特殊垄断利益集团及其对进一步的有利于大众的改革的阻碍
在分割垄断国企利润中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为维护其在不合理体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必然千方百计地阻挠惠及大众却又威胁其利益的改革。反垄断法、物权法出台的步履维艰,国家审计署最近几年开始在年度审计报告中隐藏违规部门的名字,背后都有着强势利益集团干预的影子。
(五)恶劣的社会经济示范效应
在市场经济中,收益是对经济个体某种行为的激励。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中,向消费者提供更好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是获取更大收益的主要方法,在这个市场规则下,企业要发展获利,必然要提高产品质量,创新发展模式,以更好的迎合消费者的需要。而在一个垄断国企可以依靠强势政治集团的行政性力量就将竞争对手排除在市场外而或者巨额利润的经济体中,设法与政治强势集团结盟或者拉关系已获得某种超市场的政治红利便是一种力量强大的激励。在这种激励下,对领导负责似乎能比对消费者负责更为有利,在政治圈的影响似乎比科技创新更为重要。于是,公权力私有化,权力资本化,寻租常态化等本是严重违反市场规则和国家法律的行为却成为一种市场幕后的潜规则而被顶礼膜拜。更长远和更深层次的地影响是对权力寻租潜规则的崇拜和对市场公平规则的漠视将严重破坏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基础。
五、改革的路径探讨
(一)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对垄断企业的监管
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对垄断企业的监管手段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手段。美国为遏制垄断企业滥用市场权力,在1890年《谢尔曼法》(Sherman Act),此为世界上第一部反垄断法律。随后又在1914年颁布了《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作为对谢尔曼法的补充,并最终构成了美国的发垄断法体系。此外英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分别颁布了自己的反垄断法体系。反垄断法的任务就是防止市场上出现垄断,以及对合法产生的垄断企业进行监督,防止它们滥用市场优势地位。
2.程序手段。在西方成熟市场经济体内,民众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通过民众——民选议会——政府——国有企业的层层权力代理的形式来实现的。比如,当垄断国企提供的产品要涨价时,要由民众推选的听证会进行听证,更重要的是听证会对其价格决策拥有实际的否决权力。因此,民众不仅在宪法层面,而且在实际的权力代理和监督方面都体现对垄断国企的所有权。这就避免了由于权力代理的某些环节形同虚设而造成全民所有的企业为某些政治的强势集团造利的不合理现象。
(二)中国的特殊国情下的特殊改革路径选择
1.改革的速度:不可过急过快但更不可“渐而不进”。改革不可过于急躁。市场经济必然在社会上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社会的总体稳定有赖于不同的利益集团在对社会财富分割的博弈中保持各方的力量平衡。而改革是对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短期的利益受损方对改革的抵制不可避免,而且改革是个动态的过程,不同的利益集团都希望改革按照自己的预期进行下去,当改革过于猛烈以至于对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在短期内有了过分的损害,改革继续下去所依赖的一个前提条件——社会稳定便会受到威胁。
上文主要说的是改革“渐进”的重要性。但是,任何事情如果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便会酿成另一个谬误。改革需要稳定,稳定是为了给改革一个平台和实现的机会。如果迷恋于暂时的稳定而错误的认为改革的力度已经足够而拖延甚至变相停止改革,则是违背了改革的初衷,从而造成改革机会的丧失和社会矛盾的积累以长期的破坏性的不稳定因素的增长。更为可怕的是,某些在前期改革中受益而形成的强势利益集团,当需要继续进行的改革会损害他们的利益时候,他们会千方百计地利用自己手中的强势政治资源以各种借口来阻挠改革的进程,而使他们永远成为体制的收益者。而在前期改革中作出牺牲的弱势利益集团则由于改革受阻而更加弱势,从而也更加无力拨动改革朝向是他们收益的方向。当长期对改革失去希望时,弱势中一部分人会滋生出否定改革的情绪,而另一部分人则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人力来源。而一旦改革的共识渐渐减少甚至被打破,则在原有体制内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就会慢慢消失,长期内社会的全体成员都将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和成本。
2.改革继续进行得关键:平衡普通大众和强势集团的利益。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改革继续进行就要有一个不依赖于任何集团的中立的机构——政府——来平衡前期改革受益的利益集团和为改革作出牺牲的普通大众之间的利益。让接下来的改革更加惠及大众,并且不得到强势利益集团的激烈阻挠,从而使改革进续下去。
3.改革的配套措施。改革配套措施实行的目标就是在利益关系的重新分配中保持各利益集团之间的谅解。比如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使在国企改革的下岗职工平稳的走进竞争激烈的新体制。再比如,建立独立公正的司法体系,在垄断国企的产权改革、优化组合时候避免拥有垄断国企实际控制权的强势政治集团趁机非法侵吞国有资产。
4.改革的根本难点和重点。上文谈到改革继续进行就是要有一个中立的政府來平衡各方的利益。因此笔者认为,政府的中立性便是改革继续进行的关键。但是,改革的难点就在如此,前期的改革的收益者如果还包括政府官员本身,那么政治权力本身是否也会成为阻挠改革继续进行的一员呢?答案是肯定的。权力是政治市场的主要激励物,要使平衡各方利益的政府保持中立而不被强势集团所虏获,其关键就是必须让政治权力本身来源于大众。如果不顺应经济的发展进行政府改革和政治改革,那么单兵突进的经济改革的边际收益必将加速递减。[1]
5.改革的希望所在。第一,无论各个利益集团的改革分歧有多么的大,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不愿意现存的体制被打破,都希望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于是,对稳定的诉求便成为各方妥协的最后的底线。第二,一个强大的中间阶层的出现将成为改革政策公正性的推动者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并将促使中国从威权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过渡。近年来,一批靠知识和创新致富的群体的出现为这种远景的实现提供可能,不过尚需时日让其壮大。第三,最高执政者的政治意愿也是改革朝惠及大众方向进行的推动因素之一。比如,按照“和谐社会”的理念,就必然要求为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提供一个公平的环境,以及继续进行的改革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参考文献
[1]袁剑:《被锁定的中国经济迷局》。香港:凤凰周刊,2006
[2]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
[3]孙宽平:《转轨、规制与制度选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8月
[4]盛洪:《为什么制度重要》。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
[5]Paul A.Samuelson, William S.Nordhaus, Economics,China Machine Press,2005
注释
[1]赵晓:垄断这只死老虎何时真正死去,财经文摘,2006年8月
作者简介:师堂明(1983- ),男,河南项城人,广州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投资经济学,证券发行与承销。
作者 师堂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