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背景下的中国宏观投资效率分析
作者【摘要】本文主要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地位和贡献，并进一步应用目前国际上常用的增量资本产出率论述了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多年来的宏观投资效率。
【关键词】固定资产投资 增量资本产出率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同时创造出了中国特有的经济增长模式，使中国成之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国学者称之为“中国模式”。回顾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在消费、投资、进出口贸易这三项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引擎中投资的贡献率一直所占较大比重，而且，对经济的支撑起到了及其关键的作用。中国对总支出的投入比例大于任何一个大型经济体，中国总产出中制造业所占比重也大于任何一个大型经济体。2009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对总产出的贡献超过了46％，只是比起1978年66％的贡献率、1985年80％的贡献率、1993年78.6％的贡献率和2003年63.7％的贡献率稍小。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针对中国不同重要时期投资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之一。
一、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后投资发展回顾
(一)积极完善基础建设，极大地推动了城市建设和区域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能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带来了交通运输承载能力大幅提高，直接促进了物流业和区域间经济的交流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能源和交通运输业对整个国民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制约。2008年投向电力、采掘能源、交通运输等资金合计35726.8亿元占全年投资额的21.1％，其中采掘业比1985年增长了75.9倍；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投资额比1985年增长了90倍；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投资额比1978年增长了250.2倍。这些总要基础投资直接推动了中国其他产业的发展，随着大量基础投资的相继落实制造业的投资额也出现了迅猛攀升，2008年实现制造业投资额56702.4亿元是1978年的207.6倍，经过1978年至2008年统计数据的回归分析显示出基础设施投资与制造业呈正的相关性。
（二）有效推动了技术进步的快速发展
三十多年来，通过利用专项资金投资建设了一大批重大项目和重大高科技产业专业化项目，使中国在航空航天技术、核能发电技术、重型机械成套设备制造技术、数控机床制造技術、高性能计算机技术、第三代通讯技术、生物产业、新能源光伏产业等许多关系国家综合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重点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技术突破，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比如，“神舟”系列航天飞船成功发射，特别是载人航天技术的突破，展示了中国在航天技术发展上的综合实力，并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研制的超千万亿次计算的超级计算机，短短数年里使中国在该领域的技术迈进国际先进水平行列，成为全世界计算速度最快的计算机之一。积极地引进先进产业的外资投资也是促使中国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之一，2009年1～12月实际利用外资900.3亿美元，其中，制造业仍是吸收外资的主要部分，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67.71亿美元，占当年全部实际使用外资总量的51.95％，主要集中于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通用设备制造业等行业。
（三）大量投资成为直接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极大的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出现了几个投资高潮期，分为三个重要时期：第一个时期1981～1990年，资本形成实际年均增长10.2%，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32.6%，平均拉动GDP3.2个百分点，其中新增固定资本形成拉动2个百分点；第二个时期1990～1999年，资本形成实际年均增长11.6%，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39.9%，比上一周期上升7.3个百分点，平均拉动GDP增长4.3个百分点，其中固定资本形成拉动4.5个百分点；第三个时期1999～2007年，资本形成实际年均增长11.9%，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45.1%，比上一周期上升5.2个百分点，拉动GDP增长4.5个百分点，其中固定资本形成拉动4.4个百分点。如下表：（1-1）
表1 经济快速上升期三大需求对经济快速增长的贡献率比较（百分点）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8）、《中国投资30年》整理
1981年投资率为26.8%，2007年上升到40.2%，从1981年～2007年投资率上升了14.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上升0.57个百分点。从三十年来中国投资率的变动趋势看，截止到2008年初投资率呈长期上升趋势（金融危机除外），短期内投资率随经济周期波动而波动，波动方向与经济周期方向相同（除去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和2004～2007年），波幅呈现出逐渐缩小趋势。中国投资率在三十多年中长期呈上身趋势，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几年间均处于40%以上的历史高位，与欧美发达国家和日本及台湾在工业化进程中的投资率相比显得格外突出。
二、基于增量资本产出率方法的宏观投资效率的分析
由于国外的投资主体绝大多数是企业和个人，所以，就国民经济宏观下投资和投资效率的研究很少，只有在原计划经济国家和经济处在发展初期或向市场经济转变初期的发展中国家的学者研究较多，因此，欧美发达国家对此项研究的文献很少，多存在于论述经济增长的文献中。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战乱后的废墟上进行了大量的基础建设和工业投资，因此，中国学者对投资效率的认识大多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从单一产业项目上进行投资效率分析，利用反映占用状况的指标体系计算未完工程占有率来评价，或者，利用反映建设速度状况的指标体系计算平均建设工期建设项目投产率，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房屋建筑面积竣工率建设周期进行评价。第二，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日趋成熟和单一项目投资预期与实际市场存在时滞性，研究者对投资效率的研究开始转向更为宏观面，不再具体研究单一产业项目，转而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为基础进行的宏观总量研究。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国际上常用增量资本产出率（即ICOR，incremental capital output ratio）方法来衡量宏观经济投资效率，ICOR是指固定资本形成额与支法出GDP增量的比值，用公式表示为：ICOR=■,I为当期固定资本形成额，是按支出法计算的不同时期GDP差额。ICOR越高，单位GDP增加量所需固定资本投资越多，即边际产出所需资本额越大，投资效益越低。克鲁格（Krueger,1984）在其论文《比较优势与发展政策：20年之后》中写道:“国家之间在边际的资本－产出比率（ICOR）上的巨大差异表明，在不同的贸易政策下存在着要么是要素的比例，要么是效率的显著差别。在1960～1973年间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的边际资本－产出比率在1.7～2.5之间，与智利和印度的5.5和5.7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巴西转变了其贸易战略之后，它的边际资本－产出的比率从1960－1966年的3.8下降到了1966～1973年的2.1。尽管这些比率的变化可能存在许多原因，但是要素比例的差别以及出口商采用适当的要素密度来扩张生产能力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
中国有学者按2007年不变价计算得到改革开放前（1953～1978年），ICOR处于-106.8～12.7之间平均值为4.3，而其他学者计算结果为4.7。虽然数据计算方式并不统一但是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即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投资波动幅度较大，这可能源于中国建国初期偏向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模式的经济发展思路，加上三年自然灾害以及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等客观因素造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前投资效率形成较大起伏的主要原因，也突显了中国在这段时期整体投资效率严重低下。以下为作者根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和《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出中国改革开放前1952～1978年间的ICOR，其中，以1952年GDP为基期计算所得名义ICOR和实际ICOR。名义ICOR和实际ICOR是根据投资和GDP按现价还是按不变价计算，实际ICOR是剔除了价格影响，因此，它比名义ICOR更能反映真实情况。
表2 1952-1978年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
数据来源：《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
从表2可以看出中国在1952～1978年的投资效率呈现出几个阶段的无规则起伏，第一阶段（1952～1959年）：建国初期的近十年是中国工业恢复性建设的时期，也是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并存发展较快时期，在这个时期整体投资偏向于重工业，由于各项工业基础薄弱，投入与产出较高，在此阶段的投资效率虽不稳定但整体是有效的。第二阶段（1964～1965年）：这三年是中国建国初期第一次对固定资产投资进行调整时期，即三年治理整顿。这个时期的投资时建国初期以来投资效率最高的一个时期，此时期的中国ICOR均值2.8与同时期的中国香港、韩国、中国台湾平均ICOR值2.1只相差0.7。而此时已完全实施出口战略的中国台湾地区相比中国内陆仍然实行的是封闭式经济，所以从这点上讲此时的中国内陆投资效率要比中国台湾省更高。投资效率比较低的是1960～1962年的三年自然灾害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在此期间有些年份不断出现负增长，创下建国以来的最低投资效率，这一点可以从图1和图2清晰地看出。
表3 1979～2009年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
数据来源：《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从表3的数据可以看出1979～2009年名义ICOR值总体是趋于稳定的，只是在1993年前出现过较大的波动，这些波动也证明了由于中国前期（1979～1993）改革政策的不稳定性。这种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政策较量的结果就是“进两步，退一步”模式。改革坚定向前的具体年份有1979年、1984年、1987～1988年，其他年份则表现为后退（1981～1982年、1986年、1989年）。美国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巴里?诺顿撰写的《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一书中写道：“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宏观经济周期也与政治周期保持了一致。一般都是在稳定取得成功后才趋向于大胆的改革措施。然后，改革措施有形成了新的宏观经济不平衡，并最终导致新一轮的宏观经济紧缩。”我们从图4的趋势图也看到了如诺顿先生所言的宏观经济波动-1979～1983年出现的投资回潮，期间平均ICOR值平均在3.6；1984～1985年的经济紧缩，期间平均ICOR值平均在2，反而出现了较高的投资效率，说明当时资金的利用率很高。1988～1990年出现的急剧通货膨胀引发了一些政治事件从而导致了这个期间的实际ICOR值极大的偏离正常值，1990年ICOR值达到20.7，说明当年的投资效率极低。1993～2009年期间除了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外，其他期间内中国整体投资已趋于稳定但效率不高。
三、总结
从本文利用资本增量产出率的方法测量的宏观投资效率数据显示出中国改革开放前的投资基本是低效率的，只有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才出现了投资效率的提高。虽然，改革开放前期的总体投资效率出现了较大波动，但是，随着后期改革政策的稳定投资也日渐趋于平稳。纵观中国总体投资效率相比同时期的韩国和台湾仍显低下，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上依然是粗放的，必须向技术集约型经济转型以提高宏观投资效率。
参考文献
［1］吴亚平.《中国投资30年》［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
［2］周呈奇.《战后台湾经济增长思想研究》［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
［3］巴里·诺顿.《中国经济：转型与增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4］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60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
［5］戴鸿丽，马喆.《论宏观投资效率测度的指标与方法》［J］.经济研究导刊，2007（4）
［6］林毅夫，刘明兴.《中国经济增长收敛与收入分配》［J］.世界经济，2003（8）
作者简介：李凯（1978-），男，汉族，山东人，东北财经大学研究生院2009级国民经济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投资效益评价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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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