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医疗市场的供给诱导需求
作者
【摘要】本文主要论述我国医疗市场的供给诱导需求产生的原因和约束供给诱导需求的路径选择。从供给诱导需求的界定入手，利用经济学原理等分析了医生的道德风险，借鉴国外经验得出对供给诱导需求的控制要通过医疗市场机制的完善来解决，并提出约束我国医疗市场供给诱导需求的有效途径是建立医生声誉机制，实行管办分离。
【关键词】供给诱导需求 道德风险 声誉机制 管办分离
一、引言
“看病贵”的问题已成为目前医疗领域的突出问题，此现象的根本症结在于医生的道德风险问题。医疗市场由于其特殊性使得医生在这个市场中具有绝对的信息优势，医生作为理性经济人为获得更高的收入，往往利用其信息优势对患者进行过度检查、过度用药和过度治疗等，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供给诱导需求的行为。对此，国家与社会希望通过医疗体质的改革来解决“看病贵”的问题。本文聚焦于“看病贵”的原因——供给诱导需求，分析医生道德风险行为的原因，寻求约束供给诱导需求的出路。
二、供给诱导需求的界定
供给诱导需求最早由沙因和罗默（Shain & Roemer，1959；Roemer，1961）在他们的统计研究中提出。他们发现了医院费用和床位供给间的正相关关系，床位供给的增加将会导致床位使用的增加，即床位的供给创造床位的需求。我认为对此现象的解释是与医生的行为有关，即医生诱导患者需求。随着床位的增加，甚至出现闲置病床，医生可能会让那些可住院，也可不住院的患者接受住院治疗，这样就可以增加医院和医生的收入。
在医疗市场，医生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又是患者的代理人。医生作为医疗服务的供给方具有垄断的特点，其收入水平与医疗服务的供给成正相关，并且医患双方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医生可能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损害患者的利益，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诱导需求，创造出消费和提供过的的医疗服务。医疗市场的供给诱导需求可以归结为医生的道德风险问题。
三、供给诱导需求的成因分析
（一）供给诱导需求的经济学原理分析
在自由市场中，医疗服务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其市场价格应由“供求定理”来决定。如图1所示，D代表初始的医疗需求曲线，S代表供给曲线，交点E为均衡点, P和Q为对应的均衡价格与均衡数量。在医疗需求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医疗供给,供给曲线
图1
向右移动到S1，产生新的均衡点E1。此时医疗数量由Q增加到Q1，而医疗价格下降到P1。我们知道医疗需求缺乏弹性，矩形OP1E1Q1的面积小于矩形OPEQ的面积，供给增加后医生的收入小于原始状态下的医疗收入,即医生的收入减少。而医生作为市场中的“理性人”，他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会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向患者诱导需求，使需求曲线向右移动至D1，此时产生新的均衡点E2，对应的医疗数量增加到Q2，医疗费用也有所提高，结果是医疗服务数量的增加与价格的上升共同导致了医疗费用的增长，医生的医疗收入不会减少。
（二）医疗市场中医生的道德风险
医疗市场中，对供给诱导需求问题的研究归结于医生的道德风险问题。医生的道德风险之所以能广泛存在于医疗市场中，主要取决于医疗市场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
信息不对称是道德风险产生的根本原因，医生的委托代理身份以及供给诱导需求的行为都是基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医疗服务是一种专家服务，疾病的严重程度、治疗手段的有效性等信息只有极少数专家（医生）了解，患者由于缺乏必要的医疗知识往往处于医疗信息的劣势。在医疗市场中，医生作为医疗服务的提供者和患者的代理人具有天然的信息垄断优势其处方权决定着患者能够实现医疗消费以及如何消费。一般而言，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越高，医生诱导需求的能力越强。
2．医患双方利益不一致
如果双方的利益一致，医生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自动实现了患者的利益，就失去了道德风险的动机。事实上，患者的目标是得到的医疗服务效用最大化，而医生的目标是自身效用最大化，在赢利的条件下，等同于利润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很可能做出损害患者利益却增加自己收入的行为，即诱导需求。
3. 治疗结果的不确定性
关于医疗产品的不确定性，肯尼斯·阿罗（Kenneth J . Arrow）早在1963年发表的《不确定性和医疗保健的福利经济学》中做过深入研究。尽管现代医疗卫生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已经能够有效地克服诸多常见的疾病，但由于疾病个体的差异性，对于疾病的治疗结果，医生并不能给予100%的准确预测。此外，对于疾病的治疗结果，第三方难以鉴定，这些都为医生的道德风险提供了“避风港”。
（三）医疗体制的问题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医生同样具有诱导需求的能力，在我国却表现得非常突出，这表明医生的道德风险与我国现存的医疗体制有关。一是“第三方付费”制度的影响。在医疗保险中，医疗费用的支付与医疗服务的消费相分离，由第三方支付医疗费用，医疗供方具有了提供过多医疗服务以获取更多费用补偿的动力，道德风险由此产生。二是“管办不分”的医疗卫生体制使医疗供方缺乏自律的动力，而医疗卫生行政部门对医疗供方的监督也极易产生“管制俘获”，为医生道德风险的产生提供了宽松的环境。三是“以药养医”的医疗卫生体制下，医院为鼓励医生的工作积极性，采取“工效挂钩”，“开单提成”等激励方法，使医生具有诱导需求的动机。
四、约束我国医疗市场供给诱导需求的路径选择
一般而言，遏制道德风险的主要途径为自律与监管。医疗领域的特殊性使得对医生行为的监管不易实现。所以，约束我国医疗市场供方诱导需求的路径在于自律而不是监管，应依赖于更加完善的医疗市场体制。
（一）建立医生声誉机制
声誉机制是医疗市场正常运行的重要保证。在我国，医生滥用医院声誉，医院则滥用政府声誉，而医院的声誉都是由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评定，这使得医院声誉的市场价值得不到体现，还容易引起医生滥用，诱导医疗需求的行为。而在西方发达国家，不管是英国还是美国，都已经形成了医疗供方声誉机制，并通过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带动医疗卫生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声誉的形成实质上是一种投资过程，虽然减少了當期收益，却增加了未来收益。在市场声誉机制建立以后，医生诱导需求滥用的是个人声誉，将影响个人未来的收益，医生的最优选择自律，为患者提供适当的治疗，形成自己的个人声誉。
（二）实行“管办分离”
我国绝大部分医院是国有医院，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与国有医院呈“父子关系”，由卫生部主办，且接受卫生部的监管。管办不分的局面既不利于对医院的监管，也不利于医院之间的竞争。建立医疗市场声誉机制的切入点就应该在“管办分离”，将各级国有医院移交给各级国资委，使国有医院真正成为市场主体，为市场声誉机制的形成奠定基础，解除卫生行政部门和国有医院之间的“父子关系”，真正发挥其监管职能，在此基础上实现医生的自律行为，寻找出约束供给诱导需求的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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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金晶(1989-)，女，汉族，湖北荆州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劳动与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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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金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