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中华民国《惩治盗匪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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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时期，盗匪数量巨大。史料称中华民国“兵乱无已，土匪如毛”，并非夸张。“盗匪”一词，在中国历史上历来比较独特，它包括抢劫、叛乱、危害治安等传统含义，但有时又被按上极深的政治烙印。文章浅析中华民国《惩治盗匪条例》，从立法角度分析民国时期对盗匪的惩治。
【关键词】盗匪 惩治盗匪条例 中华民国
自辛亥革命以降，“盗匪”罪之相关的法条，几乎全部是以单行刑事法规的形式公布的。
北洋政府曾经多次制订特别刑法，其中有《惩治盗匪法》，详细规定各种盗匪行为及惩处办法。中国共产党各根据地政府同样制订地方性的惩治盗匪的法规，例如1939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惩治盗匪条例（草案）》，1942年9月6日颁布之《山东省惩治盗匪暂行条例》。
南京国民政府于民国一十七年，即1928年，制订《惩治盗匪暂行条例》。这一条例之规定极为严厉，称“掳人勒赎之盗匪称绑匪，”对绑匪之正犯、从犯、教唆犯，不论既遂未遂，凡审讯得实者，均处死刑。这一规定本身即与南京国民政府所颁《中华民国刑法》关于未遂犯和从犯“得按既遂犯（主犯）之刑减轻之”的处理原则不相合，也与罪责刑相适应的一般刑法原则存在出入。
笔者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将有关“盗匪”之规定放进单行条例之中予以特别规定，首先避免了条文上的直接冲突。其次，相比刑法典，单行条例易于制订和修改，使得政府能够更为灵活地处理社会治安相关问题。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盗匪”问题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特别重视。
民国三十三年，即1944年，南京国民政府再次颁布特别刑法——《惩治盗匪条例》，并于该年四月八日公布全文十条。该法沿用时间非常长，从颁布之日起至成都解放均无任何修改，直至民国四十六年六月五日，即1957年，总统令删除第八及第十条条文，余皆保留。在中国台湾地区，此项条例一直沿用到2002年1月8日才被立法院废止。为理解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盗匪”罪之具体范围和刑罚规定，兹录其重要部分法条如下：
第二条 （一级盗匪罪）有左列行为之一者，处死刑：
一、聚众出没山泽抗拒官兵者。
二、强占公署城市、乡、铁道或军用地者。
三、结合大帮强劫者。
四、強劫公署或军用财物者。
五、在海洋行劫者。
六、强劫而故意杀人或使人受重伤者。
七、强劫而放火者。
八、强劫而强奸者。
九、意图勒赎而掳人者。
十、盗匪在拘禁中，首谋聚众，以强暴、胁迫脱逃者。
第五条 （普通盗匪罪）有左列行为之一者，处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以强暴、胁迫、药剂、催眠术或他法致使不能抗拒而取他人之物或使其交付者。
二、发掘坟墓而盗取敛物者。
三、藏匿或包庇盗匪者。
可以看出，以上行为与民国时期刑法典中的很多犯罪行为并无区别，甚至存在着极大的重合。例如，第二条（一级盗匪罪）之第六、七、八、九项与《中华民国刑法》中的第三十章、抢夺强盗及海盗罪存在重合。
然而，《中华民国刑法》中此种行为之处理方式却与《惩治盗匪条例》并不相同。前者为死刑或无期徒刑，后者为死刑。在普通盗匪罪方面，类似行为之处罚方式，刑法与条例之间更是殊异。例如，普通盗匪罪第一项，《中华民国刑法》在第三十章中以“强盗罪”规定如下：
第三百二十五条、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抢夺他人之动产者，处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而致人于死者，处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伤者，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项之未遂犯罚之。
第三百二十七条、以犯地三百二十五条第一项之罪为常业者，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三百二十八条、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强暴、胁迫、药剂、催眠术或他法，致使不能抗拒，而取他人之物或使其交付者，为强盗罪，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以前项方法得财产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犯强盗罪因而致人于死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致重伤者，处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第一项及第二项之未遂犯罚之。
预备犯强盗罪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罚金。
第三百三十一条、以犯强盗罪为常业者，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可以看出，同样的行为，在《中华民国刑法》中相关规定远为细致、周密、详尽，且刑罚相对较轻，起刑为六月以上，预备犯甚至可能以罚金的方式了结。但在《惩治盗匪条例》中却远非如此，不仅法条简陋，而且处刑极重，为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通常来看，特别刑法作为对普通刑法的补充，规定应该更为详细明确，但在《中华民国刑法》与《惩治盗匪条例》的比较中，笔者发现情况正好相反。
普通盗匪罪之第二项，在《中华民国刑法》中亦有规定如下：
第十八章 亵渎祀典及侵害坟墓尸体罪
第二百四十六条
对于坛庙、寺观、教堂、坟墓或公众纪念处所公然侮辱者，处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罚金。妨害丧、葬、祭祀、说教、礼拜者亦同。
第二百四十七条
损坏、遗弃、侮辱或盗取尸体者，处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损坏、遗弃或盗取遗骨、遗发、敛物或火葬之遗灰者，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前二项之未遂犯罚之。
第二百四十九条
发掘坟墓而损坏、遗弃、侮辱或盗取尸体者，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情形与前者几无任何区别，仍是在《中华民国刑法》中相关规定远为细致、周密、详尽，且刑罚相对较轻，而《惩治盗匪条例》则恰恰相反。普通盗匪罪之第三项同样如此：
第九章 藏匿人犯及灭减证据罪
第一百六十四条、藏匿犯人或依法逮捕、拘禁之脱逃人或使之隐蔽者，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罚金。意图犯前项之罪而顶替者亦同。
此一法条与《惩治盗匪条例》中第五条第三项相比所涉行为更广，如在同一刑法中，则毫无疑问为法条竞合之关系，为一般与特殊之情况，而《中华民国刑法》规定刑罚则较之远轻。这种对比，几乎贯穿整个《惩治盗匪条例》全篇。如第三条（二级盗匪罪）与第四条（三级盗匪罪），与《中华民国刑法》的以下条文即存在交叉与重合之关系，且刑罚远较《中华民国刑法》为重：
《惩治盗匪条例》将“盗匪”罪共分三级，二级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三级处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刑罚异常严厉，这是它与刑法的最大区别。很明显立法者非常了解二者之间的区别与重合之处，因此在该条例中又作出如下规定：
《惩治盗匪暂行条例》为刑法之特别法，凡依该条例处之件，既已援引其第十条以适用刑法及其他刑事法令，则依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之例，自无再引刑法。
立法者对《惩治盗匪条例》惩罚之严厉性相当明了，甚至知道该条例为此面临违宪之责难，因此又特别作出如下解释：
《惩治盗匪条例》为特别刑法，其第二条第一项第九款对意图勒赎而掳人者，不分犯罪情况及结果如何，概以死刑为法定刑，立法深严，唯依同条例第八条之规定，若有情轻法重之情形者，裁判时本有刑法第五十九条酌量减轻其刑规定之适用，其有未经取赎而释放被害人者，复得依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五项规定减轻其刑，足以避免过严之刑罚，与宪法尚无抵触。
在此，可明显看出立法者的两难态度。此种两难态度体现在：一方面立法者对“盗匪”深恶痛绝，必欲除之而后快。联系到当时匪患对社会秩序破坏之严重，不难理解立法者的这种心理。但是，另一方面，立法者也看到了诸如“同样行为不一样之处理”以及“情轻法重”甚至“违宪”的危险，因而又作了酌量减轻的规定。只是这样的酌量减轻，无损于此条例的严厉性和报复性。
《惩治盗匪条例》是民国末期使用较多的一部特别刑法，在新繁县档案中，可以看到警察局和军法处对其条文的援引。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者、最高法院对它进行过多次特覆以及解释，内容涉及整部条例。这表明他们也注意到惩罚的严厉性并不能起到预想效果，最后不得不逐渐采取较为暧昧的态度。同时也表明，过于简陋的法条虽然比较有利于政府灵活机动处理犯罪问题，但也使一些官员感到难以适从，不得不向立法机关请示和询问。
南京国民政府为“盗匪”案件专门规定了特别刑法，这一特别刑法规定了极重的刑罚，存在“情轻法重”的情况，甚至被认为有“违宪”之嫌疑。不用怀疑南京国民政府严厉惩治盗匪的决心，值得怀疑的是这一特别刑法在新繁县“匪嫌”案件中所引起的后果——恰恰与立法者所希望的相反。通常情况下，县长选择的不是严惩犯嫌，而是在犯嫌有某些犯罪行为时依然不予定罪，而直接以保释结案。这样，一部本身规定严厉的法律最后造成的结果却是放纵了大量有比较轻微盗匪行为的被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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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林森.《中华民国法规全编》立法院编译处.
[4] 里赞，刘欣杰，等.民国基层社会纠纷及其裁断：以新繁档案为依据.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毛蜀湘（1984-），女，四川宜宾人，硕士研究生，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助教，研究方向：法理学。
（责任编辑：刘影）
作者 毛蜀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