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影响研究
摘 要：从对外直接投资的视角，系统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机理。通过利用 2000-2014 年的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库、中国工业统计年鉴数据，分别计算了中国制造业各细分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以及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 OFDI 的流量数据，同时实证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提升的影响。研究成果表明：从总体上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提升的影响是显着的为正。尽管这一影响在金融危机前后存在着明显区别，但 2008 年之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推动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提升的影响是明显。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2.17.001
1 研究背景
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各经济体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应运而生并成为国际分工的重要形式。在生产效率和要素成本优先的国际分工逻辑下，全球价值链生产环节呈现出「片段化」特征，通过垂直专业化分工，形成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和销售服务等生产环节，并在各环节创造不同的增加值。其中，发达国家主要依靠科技与资金优势承担着大量产品和市场营销活动，而其中高附加值的制造环节则为其创造了大量利润。但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由于长期以来依靠自己相对低廉的劳工和资源等要素优势，长期担负着将产品标准化的低附加值加工组装环节，也因为没有技术基础，在世界制造业价值链环节系统中始终处在被分工的地位和被封锁在了企业价值链中低端环节。另外，中国企业主要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参加国际市场分工。自从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和提出「一带一路」，一直都秉承着开放合作的态度鼓励对外投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高速发展，逐步成长为世界投资大国。2020 年末，中国 OFDI 存量达 2.58 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三。因此，基于「一带一路」倡议下，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剖析中国 OFDI 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GVCP）之间的关联以及探讨其影响机理，试图为中国 OFDI 和制造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建议。
2 文献综述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产业升级的影响，在理论层面上的研究，可追溯到 Vernon 于 1966 年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提出，跨国公司通过海外投资方式将本国衰退产品的生产环节转移到被投资国，起到延长其生命周期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之后，1978 年 Kojima 又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主张利用外国直接资本把国内处在相对劣势的工业企业迁往其他发达国家，这样就能集中资源发展本国具备相对优势的工业。这两个理论的基础皆来自发达国家的经验和视角。于是，伴随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日益兴起，在 1990 年 Cantwell 和 Tolentino 共同提出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该学说认为，在 OFDI 逆向溢出效应的推动下，发展中国家学习、吸收和积累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经验，转化为自身优势，从而达到实现本国产业升级的目的。其他学者从实证的角度来研究此理论，但得出的结论并非一致。Fosfuri and Motta（1999）基于研究技术落后公司的资本活动，建立了古诺模型，他们发现了技术落后公司可以从对技术发达国家的投资中，获取逆向技术溢出。我国学者杜金涛、滕飞 （ 2015）通过研究了 28 年期间（1985-2013 年）我国的 OFDI 投资数据，得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正在产生显着的技术溢出效应的结论。Griffithet 等（2006）通过分析 1990-2000 年英国跨国企业对美进行直接投入的数据可得，英国公司只要对美加大研发力量，英国本土的全要素生产力就会有显着的提升。同样，蒋冠宏、蒋殿春 （ 2014）的研究也表明了如果国内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本国公司的生产率也会有明显改善。但是，其他的研究者却给出了刚好相反的结果。Braconier and Ekholm （ 2001）从微观层面对瑞典公司和行业就 OFDI 进行调研，发现加大瑞典对外直接投资并没有对提升其公司的生产率产生明显的影响。国内学者白洁 （ 2009）研究也表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全要素生产力水平并未形成重要影响关系。关于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可否增强全球竞争力及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研究结果也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一些研究表明，提高公司自身技术吸收能力和增强与全球价值链上、下游大型跨国公司的技术合作力度，有助于公司突破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技术锁定（Schmitz，2004）；另一些研究却指出，如果中国企业加入了全球价值链，不但未能推动其增长，而且最后也只会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低端（Bernard 等，1995；刘琳，2015）。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大多聚焦在 OFDI 对产业升级作用时的边际产业转移效应或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上，而对于 OFDI 影响全球价值链竞争力和地位的研究比较少，尤其是实证研究。因此，梳理和归纳了 OFDI 促进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机制并从实证角度系统分析了 OFDI 对制造业 GVCP 的影响，试图为中国 OFDI 和制造业参与全球竞争提供经验证据。
3 OFDI 驱动制造业国际价值链提升机理分析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生产制造环节呈现出碎片化与国际化的特点，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加大了对外直接投资，而这一投资行为不但促进了自身产品结构调整的同时，也对全球价值链的整体布局形成了深远影响。为此，通过梳理 OFDI 和母国制造业升级有关文献，并将全球价值链分工、提升的定义和机理等理论进行整合，总结出 OFDI 推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高的机理。
第一，转移效应。
转移低端制造环节实际就是资源的再分配过程，通过将低端制造环节转移出去，就可以释放大量制造要素进入开发、产品设计等生产技术环节以及品牌、市场营销等业务环节，从而实现制造业功能提升甚至链条升级。一方面，一般发展中国家是这一低端制造环节转移的目的国家，因为这一环节是这些国家发展经济和大量就业岗位所亟须的制造环节。另一方面，投资国通过使用这些国家相对低廉的资源和劳务可以大大降低这一环节的生产成本，可获取更高的海外投资收益，用于分摊为了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而需要的技术开发成本和市场营销成本，从而促进功能提升与链条升级。
第二，关联性效应。
透过 OFDI 将低端制造环节迁移至劳务和资源生产成本更低廉的发展中国家，投资国企业就可以在国内专注发展附加值高的技术创新、设计、金融、物流运输分配、品牌、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等生产性服务环节，不仅有效提高了低端制造环节的效率而且增强了最终产品的综合竞争力。随着产品市场占有率的提升以及国外制造规模的增加，生产环节通过前后关联效应，一方面置后会加大对价值链上游开发、项目设计等生产性服务阶段的需求，另一方面置前会提高对上下游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生产性服务环节的要求，为国内企业培养技能、人力资源和专业知识等高端要素创造了巨大的市场空间，也为国内企业主导价值链高端领域创造了机遇，为实现功能提升和链条升级提供了坚实基础。
第三，研发能力提升效应。
OFDI 实现逆向技术溢出主要可以通过三个路径实现：① 对各研发要素的吸纳机制。国外子公司通过招募东道国的研究人才、共享研究资料、加强科研交流等形式嵌入发达国家研究网络并掌握到全球前沿技术方向，从而获得研究要素溢出效应。② 研发人才培育机制，国外子公司通过强化与东道国研发组织的合作与交流，创造供研发人员学习前沿的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的平台，主动派遣多批次的研究人才与东道国技术人才进行交流学习，从而提升研发吸收能力。③ 成果激励机制。海外子公司因为从东道国取得了更多的研发要素以及提高了其研发人才培养体系，所以获得了先进技术、知识和高级的人力资源等，这一成果利用跨国公司内部转移机制反馈至母国企业，推动母国企业研发水平的提升。
第四，服务创新发展效应。
OFDI 公司可以采用收购、合并等多种形式取得不被模仿和取代并具备持久竞争优势的战略性资本，从而有助于公司提高品牌并健全市场营销网络。并且，透过快速发展和革新价值链上下游的生产性服务业务来提升到价值链高端环节。因为战略性资本是其他公司在短时间内无法模仿或获得，需较长时间的沉淀。但是，如果想尽快向价值链附加值高的下游服务端攀升，公司可以透过收购这一方式快速地获得，推动公司服务创新能力的进一步增强，从而达到升级的目标。
4 模型构建、指标设计、数据说明
4.1 计量模型构建
为了考虑 OFDI 对制造业 GVCP 的影响，设定计量模式如下：
GVCPxt=α0 +α1OFDIxt+α2Xxt+μx+Vt +εxt
其中，x，t 分别表示制造业细分行业和时间。GVCPxt 为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OFDIxt 为对外直接投资水平，μx 和 Vt 各自控制行业和时间效应，εxt 是随机扰动项。Xxt 为影响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其他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制度质量（INST）、研发投入（RD）、行业的对外开放（ OPEN）以及行业的人力资本（HC）。另外，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 μx 和年份固定效应 Vt。
4.2 变量说明
4.2.1 核心变量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一国的产业竞争力与经济实力直接决定了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而其产业升级能力又体现在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高。目前，在产业层面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计算主要采用非竞争类投入产出表的贸易增加值的方式核算。Koopman 等（2012）通过将垂直专业化和增加值贸易的测算整合在统一框架内，提出了分离后投入产出表系数矩阵的优化算法（KWW 法）。王直等（2015）在 KWW 办法的基石上将总贸易流量分解法进一步推广至产业、双边和双边部门的水平，即 WWZ 办法。WWZ 办法极大地提高了贸易增加值测算的准确性和精度。此法按照一国出口商品最后吸引国家或国家部门和吸引途径不同，把一国的出口商品划分为四大类型不同的市场附加值和重复计算部门。这四个部门，也可按照出口品的价值来源和最后吸引地不同最终划分为十六个部分，具体的划分结果见表 1。
Koopman 等（2011）指出，对比一国出口国外的中间品份额与其从国外进口的中间品份额的差异来评估判断该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假设一国处在全球价值链环节的上游环节，它主要是透过向各国供应原料或是中间品进行各国分配，其出口商品的中间品价值占总出口商品的份额（IV/E）就会超过母国出口商品中从海外进口商品的中间品价值占总出口商品的份额（FV/E）。相反，假如一国位于全球价值链体系的下游，则将会得到完全相反的结果。因此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表示为：
GVC_Pic=Ln（1+IVic/Eic）-Ln（1+FVic/Eic）
GVC_Pic 为 c 国 i 行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 IV ic 表示间接增加值出口，即本国出口的中间产品被进口国用来制造成最终商品并出口到第三国所含的国内增加值； FV ic 表示出口国外增加值，即在 c 国总出口中所涉及的国外增加值；E ic 为 c 国 i 行业增加值。
4.2.2 其他变量设定
考虑到实验结果的稳定性，选择下列控制变量：
（1）制度质量（INST）。
制度越完善，越有利于对外投资。有利于推动企业自主创新，推动技术进步，从而提高价值链地位。制度质量采用了世界银行数据库给出的全球治理指数（WGI）。
（2）研发投资（RD）。
投入的研发资金越多，越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进而提升价值链地位。用科研内部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率来表示，比值越大说明研发投资越多。
（3）行业的对外开放（OPEN），其中行业的开放程度可以通过行业出口交货值与工业销售额之间的比率来说明。
行业开放程度越高，企业面临竞争压力就越大，倒逼的程度越高，企业就越有机会利用竞争提升行业的价值链地位。
（4）行业的人力资本（HC）。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源可以推动分工深化，进而提升劳动力生产能力，也可以增强行业的总体竞争性。用行业研发人员与行业平均工人数的比率表示。值越大，代表人力资本技术水平越高。
4.2.3 数据说明
核算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主要数据来自于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库（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WIOD）。2016 年最新发布的 WIOD 包括了 2000-2014 年四十三个经济体和一个其他经济体五十六个行业（其中十八行业属于制造业）的数据。通过使用 WWZ 方法和参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于制造业技术类别的划分找出十八个制造业（具体行业分类见表 2），进而对中国这十八个制造业行业加以划分，最后核算出制造业总体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数据。其他的控制变量的主要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5 实证结果与分析
通过双向固定效应进行回归计算，并按照各个时间区域，把回归结果分为三部分，由于受金融危机影响的滞后效应，具体可见于图 1 的中国制造业 GVC 位置变化示意图。从总体走势上分析，中国制造业 GVC 位置在总体上显示出了逐步增长的态势，这也表明了中国制造业总体上从 2000 年至今，都显示出了不同程度的提升。具体而言，在 2000-2005 年，中国制造业总体的 GVC 地位有所下滑的态势，但此后中国制造业 GVC 地位开始出现了平稳上升的态势，而这个上升态势一直持续至 2009 年。受 2008 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制造业的 GVC 地位也相应地出现了回落，但在 2010 年便有了很大幅度的恢复。2010 年以后，中国制造商的 GVC 位置均显示出了稳定上升的趋势，表明在 2008 年金融危机过后，中国制造业正处于整个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态势。所以，将 2009 年作为时间区间划分点。
从回归结果中可得（具体见表 3），从 2000-2014 年和 2009-2014 年，中国 OFDI 对制造业 GVCP 产生了显着的正向影响，而且在百分之一的显着性水平下显着；而 2000-2008 年，中国 OFDI 对制造业 GVCP 则没有显着性影响。在加入了其它的主要控制因素之后，即可看出，2000-2014 年，中国 OFDI 对制造业 GVCP 产生了显着的正向影响，且在百分之五的显着性水平下显着，系数为正；而 2000-2008 年，中国 OFDI 对制造业 GVCP 没有显着性的影响，且系数符号为负；2009-2014 年，中国 OFDI 对制造业 GVCP 形成了十分明显的正向影响，系数在百分之一的显着性水平下显着。从上述分析结果表明，中国 OFDI 在 2000-2009 年间，对制造业 GVCP 影响并不明显，而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后，中国 OFDI 储备量的增加对制造业 GVCP 的提高，具有很强烈的促进效果。由于中国 OFDI 是从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才开始有了较高速的成长，特别是对世界发达经济体的大量投入，中国很多公司才得以通过对价值链中处于领先地位的企业实施收购或并购，从而利用逆向技术溢出等方式完成了对母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提升。
另外，也和中国公司总体得管理水平提升直接相关。若收购或并购公司与被收购或并购公司之间在经营管理经验、研发水平和品牌效应上的差距较大，很可能造成收购或并购失败。尽管可能一开始，收购或并购是顺利的，但在收购或并购之后，这两家企业之间没有产生协同效应，就不具有可持续发展，最终收购或并购还是会失败。则母公司也不能由此达到提升研发实力、管理能力和品牌价值的目的。2008 年后，由于中国企业在核心竞争力上和西方国家企业之间的差异在不断地缩小，使得不少企业利用海外收购或并购这一途径提高了其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首先，从总体来看，中国 OFDI 对制造业 GVCP 的升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显示出了不同的影响。2000-2008 年间，中国 OFDI 对制造业 GVCP 并没有产生显着性影响，而 2009-2014 年，中国 OFDI 对制造业 GVCP 有了显着提升。中国政府提出「中国制造 2025」规划，中国制造业企业需要加大创新力度，对全产业进行转型升级，将中国从制造业大国转变为制造业强国。要完成这个转变，不仅需要加强国内的技术研发和增强自主创新意识，同时也必须积极运用好对国外市场的投资，多渠道地获取宝贵的战略资源。研究结果显示，中国还需要更积极地扩大开放，引导更多的企业「走出去」，参与到海外跨国公司的运营和国际竞争，运用好国内、外二个市场，以进一步增强核心竞争力，最终完成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攀升。根据实证结果，提出政策以下意见：
第一，「引进来」是为了更好地「走出去」（黄雁雁，2021），所以应更加积极地鼓励制造业公司通过 OFDI「走出去」，以提升全球价值链整体竞争力和分工地位。制造业公司唯有通过从发展中国家获得价廉但质优的生产要素，从发达国家获得世界领先的技术和宝贵的战略资本，才最终可以利用技术和服务创新来提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第二，政府继续扶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公司通过 OFDI 健全市场营销网络和提升品牌认知度，同时，加强 OFDI 服务创新效应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高效应。另一方面，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OFDI 理顺逆向技术溢出的渠道，并更多地运用研发能力提升效应促使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进一步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
第三，对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要不断鼓励企业利用技术寻求型在发达国家进行融资，获取前沿的研发要素、完善研发人才培育体系和加强研发成果的反馈渠道，从而推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另外，还要大力发展战略资产寻求类 OFDI，利用收购、合并等形式获得战略性资本，以支持公司提高品牌效应和健全市场营销网络，通过加强全球价值链下游的生产性服务创新来攀升至价值链的高端环节，从而完成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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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黄雁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