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记「连珠问」，动静有多大？

一个说落后于其他地方、一个说还没到一流，这瓢冷水当然不是要来一场「小确丧」，而是以自我发问的方式自省。这类「城市自省」「地方自省」，西安和杭州不是第一个。

上个月，两座城市分别给自己浇了一瓢冷水，一个是西安、一个是杭州。

先说发生在月尾、舆论讨论比较多的西安。8 月 24 日至 25 日，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在市委全会上，指出西安的「十个短板」，又被社会各界称之为「西安十问」。「十问」归结为一个问，就是西安为什么会落后于许多兄弟省会城市？

杭州「冷水」是月头浇的。8 月 1 日，杭州市委书记赵一德也是在市委全会上「六问杭州」，问题包括「城市治理的能力有没有达到一流」等。「六问」中每个问题又有三个小问题，所以其实是「十八问」。「十八问」同样可以归结为一问，就是杭州离一流城市还有多远？

越正式，越重要

发问是领导干部很重要的一种能力，尤其在问题导向要求下，一些领导干部习惯发问。

一名县里的干部就告诉记者，当地最近爆发了一起拆迁窝案，负责拆迁的一线干部和被拆迁户勾结欺上瞒下套取资金、拖延拆迁进度，让一个园区三年都没有建起来。当地称这些负责拆迁的干部为「内鬼」，要专门开会警醒。当地主要领导在会上就连续发问，追问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要问责一批干部。」

这种针对具体问题的发问，王永康今年年初也曾有过一次。当时电视台曝光了西安市二环南路拐角区域环境卫生脏乱差。他连夜对作出批示。当地媒体称「一连『四问』，前所未有。」

「城市自省」与这种责问都是发问，还是稍有区别。自省相对宏观，要问醒一个地方，不是针对具体问题的。

本世纪以来就有几次「着名」的「城市自省」。

2002 年，呙中校一篇长达 1.8 万字的《深圳，你被谁抛弃》，引爆了一座城市的集体情绪，不仅从网上波及到民间，连政府官员开会的时候都谈论它。

这种从体制外而体制内的自省算是特例，一般而言城市自省多是像「十问义乌」那样，从体制内而体制外进行。

2008 年，义乌市委召开千人大会，提出十大问题，比如义乌市场能否强者恒强、义乌高地怎样引得凤凰来等等。当时恰逢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十问义乌」引起了浙江干部群众和广大网民的强烈关注。

体制内的自省之问，提出的时机、场合都有讲究，一般都是在非常正式的党政会议上。比如杭州、西安是在市委全会上，或者义乌是在千人大会上。「这种反省多代表的是当地党委政府的意图，并非哪一个领导个人。可以说，越正式越重要。」上述干部称。

千人大会上自省的还有福建安溪县。去年，安溪召开千人大会，当时安溪县代县长刘林霜就有过这样之问：「『安溪骗子』、『诈骗之乡』，这样的『称号』我们要不要？」在场 1000 多名安溪各乡镇、村、社区干部震耳发聩的回答：不要！

比较特殊的「兰考之问」，它是在民主生活会上提出来的。2014 年，在河南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上，县委书记王新军发出了被很多人压在心里的「兰考之问」：为什么守着焦裕禄精神这笔财富，50 年了经济仍比较落后，10 万人没脱贫？为什么兰考集体上访、越级上访还那么多，社会矛盾大事小事不断？扪心自问，职责履行好了吗？

重在引起共鸣

「兰考之问」后，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郭庚茂说，问得好，焦裕禄去世五十年了，兰考没有根本上改变面貌。现在再苦再穷，也比那时候好多了，为什么群众对我们不满意？为什么我们会在作风上脱离群众？

显然，责问是「丑」在「问」之前，自省更多是主动把自己的问题抛出来、主动亮丑。所以这不仅是一个考水平的事，也是一个考魄力的事。

「有些事情，尤其是自己的不足，内部讨论和公开发布完全是两回事。至少从解决问题的决心上来说，公开发布的决心就大得多。」上述干部称。

比如吧，「西安十问」雏形多年来一直在西安体制内流传，但也仅仅是流传而已，但现在从书记嘴里说出来、被统一为「十问」，情况就不同了。用当地媒体的话说，「可以说前所未有」。而且「西安十问」中的「十大短板」此前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听过这个提法。

一把手都带头自省了，接下来动静一般不小。

对于「六问杭州」，杭州市委主要负责人曾说过，一段时间以来，杭州被「万亿元 GDP 俱乐部」、G20 杭州峰会、信息经济飘红等光芒照耀，不少城市来学习考察，听到的赞誉声多了，有的干部就产生了自满的情绪。如果不静下心找一找存在的短板和问题，就会十分危险。

显然，这六问不是问别人的，是让杭州各级党政干部扪心自问的。

几天后，杭州市纪委常委会就专题学习了「六问」，要求在全市纪检监察系统掀起开展思想大讨论的热潮，深入查找自身存在的问题和短板，来一场思路理念、作风建设的大涤荡、大洗礼。

讨论的当然不止纪检系统一个。「六问杭州」其实相当于杭州市委布置的一道「会后作业」，基本上杭州各个党政系统都需要给出自己的答案。

8 月底，杭州市党政代表团「南下取经」，赴广州、深圳学习考察，一天跑了 13 个考察点。巧合的是，西安也曾有类似的举动——到成都考察学习，只不过它是在「西安十问」之前。

在一名体制内人士看来，这种自省「要有共鸣的才算真正警醒了一个地方、才算真正成功。如果只是体制内自娱自乐，作用不会太大。」

问经济，更问党建

这几年，除了发展之问，党建更是中央之问、时代之问。

2014 年 10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连发三问：「是不是各级党委、各部门党委（党组）都做到了聚精会神抓党建？是不是各级党委书记、各部门党委（党组）书记都成为了从严治党的书记？是不是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成员都履行了分管领域从严治党责任？」这被舆论称为「治党三问」。事后，中组部、中央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市县乡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的通知》。

在「兰考之问」之前，郭庚茂一连抛出三个「为什么」让党员干部思考：为什么一些干部的文化素质高了，却不会讲老百姓听得懂的话？为什么交通便捷了，通讯发达了，一些党员干部同群众的联系却少了？为什么政策越来越好，生活越来越好，一些老百姓的火气却越来越大？

而去年，电影《我不是潘金莲》热播的时候，时任湖北代省长王晓东在一次会议上讲到政府系统干部作风问题时，以电影中的剧情举例，连问五个「为什么」：

为什么一件小事情会变成一桩大事、一个简单问题会变成一个久拖无解的复杂难题？为什么群众和干部相互之间缺乏信任？为什么上级的意见在层层传达执行中变味、走调，甚至与初衷完全背离？为什么会出现「一个人在前边撒芝麻，一万个人在后边捡芝麻」这种怪现象？为什么各级官员没有任何人故意刁难李雪莲，可是事情却越办越糟？

并且王晓东对于《我不是潘金莲》中的情节信手拈来，比如谈到最后一个「为什么」时，他就阐述说，从市长到县长、县法院院长，到具体办事的人员，每个人都为处理上访事件付出了努力，但效果适得其反。好心办不成好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作者尤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