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前的周王朝这样以「德」治国


回溯上下数千年中华文明,重德释道由来久矣。
殷商时期,天子自称是「天」「上帝」在人间代表的最高统治者,却因奴隶的暴动,致使「天命改降于周」。这一历史大变革,使得获得执政权的周王朝最高统治者警醒,他们悟出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的「天命观」,并清醒地认识到,「天」只辅佐那些有德之人。
也就是从此时起,「德」在周公那里被提到治国安邦的高度来认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遂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韬略,这应该算得上「以德治国」的最初萌芽。
德与法的较量
周朝天下后来被春秋战国所接管。天下大乱之际,各类人才辈出,开启了一场旷世大辩论。
可以说,春秋战国纵横五百余年,其意识形态基本上就是在「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的无尽纠缠与较量中,翻开新篇章的。
孔子最先提出「为政以德」,这与周王朝的执政理念一脉相承,所以很大程度上迎合了统治者们的主张。孔子所说的「德」,其实就是「仁」和「礼」。儒家的「药方」是「克己复礼」,也是孔子最初对颜回提出来的。仁,是孔子的核心价值;礼,是孔子的政治主张。
而对于孔子的这一套仁和礼,墨家、道家、法家……均群起而攻之,全都站到了对立面。
争鸣最初是从墨子批孔子开始的,这是春秋与战国之间的事。墨子反对仁爱,也反对礼乐。他主张兼爱,他以为这样一来,诸侯间就没有战争,大夫间就没有掠夺,庶民间就没有残害,天下也就太平无事了。在墨家眼里,儒家不过江湖骗子,礼乐则既虚伪又无聊。
墨家学派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并未能真正撼动儒家的根基。墨家之后,儒家的主要对手是道家。对孔子的「德治」主张,道家显然不苟同。庄子甚至极端地认为儒家和儒家伦理是大奸大伪。在他看来,一个好的天下,是不需要拯救也不需要爱的。
庄子的见解堪称「无政府主义」。这与老子的观点如出一辙。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天地轻贱万物,君主无视万民。正所谓,君无为,则民自治;君无情,则民自富;君无能,则民自由。道家认为,政府和领导最好不要作为。是无德才有德,不爱才有爱,越治越没治,越救越没救。老子也认为,禁忌越多,人民越穷;器械越多,国家越乱;技巧越好,怪事越甚;法令越明,盗贼越凶。这一切结果,都是因为统治者太有作为。
「使民知之」引发的刑典之争
儒家与各派争论升级的焦点事件,集中在一个发生在公元前 513 年的刑典之争上。这一年,晋国决定将刑法的条款镌刻在刑鼎上「使民知之」,而这一公之于众的做法遭到孔子强烈反对。他的理由是「维护礼治」,而礼治的核心是「尊尊」(即尊贵、尊崇),「民在鼎矣,何以尊贵?」
德治的手段是礼,法治的手段是刑。德治就是以德治国,法治就是以法治国。我们不禁纳闷,孔子为何要如此严厉地反对法治和刑治呢?孔子给出的理由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用政令来引导,刑罚来规范,人民不敢犯罪,但没有羞耻心;用道德来引导,礼仪来规范,人民不但知羞耻,还能自律。
在孔子看来,「德」乃「治本」之「方」。他所要的结果,是「治标」又「治本」。
但在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眼里,孔子的这一理想设计根本不可能实现。其理由,「利之所至,趋之若鹜;害之所加,避之不及。」他认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高压之下必有良民。
韩非子所说的法治,实际上也是巩固封建君主的统治。为此,他甚至提出不惜文化专制和思想专制。
韩非是荀子的学生。荀子是先秦儒家第三位大师,在他眼里,道,就是规律;数,就是法则;体,就是标准。天有恒定的规律,地有恒定的法则,君子有恒定的价值观,也有恒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君子的常体是什么呢?荀子又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荀子的学生韩非循着师父的名言,行走到了儒家的对立面,他在《韩非子》一书中,用了大量的方法和案例讲「防范」,比如人臣欺君窃国的「八奸」,比如人君丧权失位的「十过」。
儒家出道的韩非子并非要与儒家交恶,他观点深刻之处就在于,人是靠不住的,只有靠制度。在韩非看来,唯一能做的,是用制度来防范人们作恶。而最为管用的,就是「两面三刀」,两面即赏与罚,三刀就是势、术、法。这些加起来,就是韩非所谓的「法治」。
道与德的智慧
道家讲道,儒家讲德。德的最高境界,是中庸。孔子有云:「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就是不走极端;庸,就是不唱高调。故而,历代统治者都是兼用儒法,道家思想则一直为文人士大夫所青睐,因而不但有「外儒内法」,且有「儒道互补」。唐代以后,更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流」,只有墨家思想万劫不复。
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男耕女织,四世同堂,这是儒家所倡导的「小康」。小康是相对于大同而言的,如果说小康是「德的时代」,那么大同就是「道的时代」。
失道而后德,所以周公讲德;失德而后仁,所以孔子讲仁;失仁而后义,所以孟子讲义;失义而后礼,所以荀子讲礼。历史学者易中天曾戏言,大同之世为何「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是因为物质匮乏,根本没东西可偷。
「德」字最早源于殷商,出自于甲骨文,见于卜辞。其字形是路口或路上的一只眼睛。意思有两层,其一「视线通直」,所以德通直;其二「看见了什么」,所以德通得。卜辞中还被借用来表示「失」。有得有失,有治有乱。文化密码,自古神奇。
德,首先是得失,天命的得到与失去。必须「有德」,首先得「有心」。所以西周的青铜器上的德,在眼睛下面加了「心」,意即「心中所见」,内心世界的得失与曲直。
古人果真了得。对这一本真,最初的周人悟得最为透彻。他们的独到之处,在于新政权诞生之际,即把它变成了治国理念和施政纲领。
道德与其说是一种品质,不如说是一种智慧。它是在「通过损人来利己」和「通过利人来利己」之间,做了明智的选择,是谓「聪明的自私」。
或许这也是两千多年来,历代统治者高举道德大旗以治国之关键。一以贯之,使得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并形成相当完备的行政伦理体系。
这些遗传下来的成果,都得益于两千年前诸子百家关于德治与法治的旷世大辩论,那场持续 500 年的头脑风暴,让中华文明受益良多。
作者 章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