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港者

随着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热播，「大逃港」这段历史又被人们提及。上世纪 50-80 年代，数十万内陆居民为求生活，由深圳越境香港。直到习仲勋主政广东，设立深圳特区，实施开放政策，「逃港」才逐渐绝迹。

同事的父亲和爷爷在 1980 年从深圳游到香港，她成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和她聊起「大逃港」，她笑着说：「香港人都是内地跑来的吧。」

她这样讲也不算太夸张，香港是移民社会早已成为共识，有统计显示，每 3 个香港人中就有 1 个是内地移民，但绝大部分都是非法来港。

逃往香港的路

清廷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但粤港两地居民实际却可自由往来。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为防止境外反华势力从香港渗透，1951 年广东封锁河口，私自前往香港将被视为「叛国投敌」。自此，深港边界竖起了铁丝网。

不过，铁丝网却未能阻止逃港者的步伐。毗邻香港的深圳，有 4 次大规模逃港潮，分别是 1957 年、1962 年、1972 年和 1979 年，共达 56 万人次。

1962 年，全国大饥荒日益严重，时任广东省第一书记的陶铸下令开放河口，深港边境成了饥饿难民最后的求生稻草。一时间整个广东，乃至全国饥民纷纷涌入香港。

音乐教父罗文当时 17 岁，他的母亲已患癌症，家人让他以「赴港买药」为由申请入港，拿着双程证入港的罗文，投奔香港亲戚，去了就没再回头。他的姐姐后来接受访问时说：「买药只是借口，他去了，就没打算回来。」

从深圳越境逃往香港，大多从蛇口出发，花一个多小时，游过深圳湾，抵达香港。但逃港者中不乏溺亡者，有时，河中一日就有数百具浮尸。

影评人列孚就是游来香港的一个。1973 年 5 月 31 日凌晨，他和当时的女友、现在的妻子，一头扎进深圳湾，手脚并用地去了香港。「如果没有那次奋力一游，很难说现在的我会怎样。」他在一次访问中说。

为逃港，他专程去广州，跳进珠江练习游泳。那时才发现，河中竟有几千个人游泳，「谁也不能说，游泳是为了去香港。」

1974 年，港英当局实施「抵垒政策」，也就是说，逃港者若抵达香港市区，便可在香港入境处申请香港身份证，如果偷渡者在边境被抓获，则会被遣返大陆。

1970 年至 1980 年，偷渡来港的内地居民愈来愈多。1980 年 10 月 23 日，港府不得不撤销「抵垒政策」。在这天前已来港的逃港者，可在宽限期内，领取香港身份证，此后的偷渡者，将被立刻遣返内地。

习仲勋主政广东后，经过大量走访，亲身感受到当地居民对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他意识到，光靠严防死守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必须另辟蹊径。

在中央领导和习仲勋的推动下，1980 年 8 月 26 日，深圳开辟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负责广东特区筹办、曾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的吴南生回忆：「公布特区条例后，那成千上万藏在边境山林中准备外逃的人，消失了。」

白手起家演绎传奇

逃港者际遇各不相同，有人累积财富、功成名就。曾有人统计，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 100 位的富豪中，有 40 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有金利来董事局主席曾宪梓、「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人。

1973 年，在东莞插队的刘梦熊经过 6 天 6 夜的跋涉，后游泳 9 个多小时偷渡到香港。「游到最后，我已经不行了，我就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喊着社会主义的口号，游到资本主义的彼岸。上岸时，身上仅剩下一条游泳裤，在风中瑟瑟发抖。

抵港后，刘梦熊先去工厂打工，做扫地、搬运等脏活、重活。不过，下班后他总会不断学习，希望进入上层社会。两年后，他凭三寸不烂之舌进入一家日本期货公司，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刷新了行业纪录。

此后，刘梦熊逐渐成为香港「期货教父」、「黄金大亨」和多家上市公司董事，更跻身政界，成为香港地区全国政协委员。

白手起家，是当时香港的社会风尚，「只要肯努力，没有人会笑你。」这种社会光景在如今已可望而不可及。

列孚到达香港后，租住一个小房间，月租 900 港元。他在香港的第一份工作是扛煤气罐，底薪 600 港元，小费有 1000 多。

一次腰伤后，他不能继续扛煤气罐，有港人介绍他去报馆工作，后来他考中香港娱乐业大亨邵逸夫创办的邵氏公司，做配音演员。1979 年，他离开邵氏，揣着 4 年来积攒的 7 万多港币，和朋友创办电影杂志《中外影画》。现在，他已是香港举足轻重的影评人、传媒人。

罗文同样也受惠于邵氏的发掘。他来港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裁缝店做学徒，没有薪水。之后，他做过游乐场职员、电影院带位、银行见习生，在一间小酒吧驻唱时，被邵氏意外发掘，瞬间走红 70 年代香港乐坛。

1973 年，罗文演唱了代表香港精神的同名电视剧主题曲《狮子山下》。其后，每当香港陷入阴霾，这曲《狮子山下》总能唤起港人坚韧打拼的信念。由内地移民演绎香港精神，在当时并没有任何异议。

不复存在的风景

另一位白手起家的典范，是人称「臧姑娘」的「湾仔码头」创始人臧健和。这个曾经的失婚母亲，如今坐在香港司徒拔道的豪宅中，将自己的故事向记者娓娓道来。

1977 年从内地去泰国寻夫不得的她，带着 8 岁和 4 岁的女儿滞留香港。为养家，她打 3 份工，每天工作 20 小时，后来因腰伤停工。原本受工伤可获赔两万港币，这在当时已是不小数目，但她坚决只讨公道、不讨钱。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她从没拿过政府「综援」（救济金）。

这时她倾尽全部身家 500 港币，砌木头车、买食材，到湾仔码头做小贩、卖起家乡水饺。

「以前的香港，无论内地人香港人，只要你肯拼搏，大家不会看不起你，反而很尊敬你，人人都会想办法，托你一把、拉你一把。」

臧姑娘在湾仔码头做小贩时，也要躲避「香港城管」——食环署。以往有船员、司机到码头吃饺子，她总是分文不收。于是司机一旦看到食环署的小贩管理队，车未停好就赶来叫她「走鬼」，船员也会跑来帮她收拾。

事实上，港英政府曾多次试图遣返「逃港者」，但并不得民心。几乎所有的香港家庭，都放弃手中的事情，上街救助来港的饥民。「你们不能走！回去又要受苦！」市民手中拿着面包、饼干，不停唿喊。还有人跳到马路当中，躺在高温的路面，挡住遣返的汽车。「跳车逃跑呀！」他们为逃脱者引路。

不过，69 岁的臧姑娘今天却感叹港人素质的沉沦。

她认为港人、内地人「本是同根生」，但这个观点，却被年轻一代嘲笑。如今的香港人提到「同胞」二字，往往带有贬义。

臧姑娘对着一个年轻的香港记者说：「你们爷爷那辈，当内地穷的时候，自己在香港省吃俭用，把钱都留下来买东西，用担挑着、推着，累死累活地把东西带回乡。仍然觉得开心，因为那份亲情血浓于水。为何你们这一代，大家都没有爷爷辈的那份感情、那种感恩？」

臧姑娘初到香港时 31 岁，她是山东人，不懂广东话。做买卖时，不少香港人为迁就她，而讲普通话，常常把「水饺一碗多少钱？」错讲成：「睡觉一晚多少钱？」她从来不觉得被冒犯，回忆起这段往事，她依旧哈哈大笑。

可如今，不少港人听到普通话常带白眼，亦戏称普通话为「煲冬瓜」。

记者有个香港朋友，在北京工作，他用内地银行卡在香港商场消费，店员以为他是内地人，不懂广东话，便对同事说：「我就是歧视这些内地人。」朋友没有解释，悻悻离去。

这种差异缘起自由行的开放，大量内地旅客来港，带来了商机却也挑战着城市的承载力，加之两地的发展趋势对比，近年来冲突愈演愈烈。

有香港极端团体把内地游客称为「蝗虫」，这让人联想到 30 多年前对于逃港者的一个称唿。

那时候，港人把内地的穷亲戚们称为「阿灿」，挖苦他们愚昧而土气，「阿灿」到了香港，成为最底层的一群人。然而，正是这群被低看的人，经过埋头苦干，最终事业有成，跻身名流，而更多的逃港者，也纷纷站稳脚跟，成了现在日常所见的普通市民。

如今，屹立维港旁超过半世纪的湾仔码头清拆在即。36 年前，一个专栏作家路经此地，将日落时分臧姑娘一家三口的背影，写成「湾仔码头的凄美风景线」。36 年后，码头将拆。而不复存在的，早已不止是风景。

作者 王思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