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两手」待商贾

士农工商，由高到低，由贵而贱，这个等级观念影响中国社会几千年，古代商人一直在底层游离挣扎。这个社会分层理论的始作俑者是春秋时期的管仲。

其实，早在殷商时期，人们非常乐于经商，也善于经商，商人的社会地位并不低。但商亡周兴之后，周朝的建国者们认为，民众热衷商贾，荒废了农业，造成民心浮躁，国基不稳，导致殷商之亡。因此，转而推行鄙视商贾的重农政策。在周朝，商人的地位非常低贱，常与处于奴隶地位的妾并列。士大夫必须远离商人，不能与商人混居在一起，商人离开居住地则不得与士大夫交谈。贵族们不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否则就会受到惩罚。总结前朝败亡教训却不得要领，周王朝抑商贱商也没有能够使国运永昌。

随着周朝礼崩乐坏、王纲解纽，春秋战国群雄争霸。国君们知道商贾于国有利，因此争相招揽。于是，商业大势勃兴，商贾的地位蒸蒸日上，可以说这是商贾在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管仲本人就是商贾出身，早年他与鲍叔牙合伙做生意时，总要多拿一些利润。别人为鲍叔牙鸣不平，鲍叔牙却说，管仲不是贪财，而是他家里穷。管仲对贫穷之苦有切身体会，他明白，不管是发家致富还是富国强兵，商业都少不得。管仲担任齐相期间，提出了「以商止战」的强国战略。就内政而言，「以商止战」就是发展商品经济，让国民富裕而不至于因贫造反。管仲说，百姓厌恶贫困低贱，我要使他们富足显贵。管仲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商业，扩大对外贸易。齐国经济很快出现了繁荣态势，齐国迅速崛起为诸侯国中的经济强国。

在实践上，管仲把重商当作富民强国的法宝，但他却又在理论上把商人压在社会底层，这暴露了他的矛盾心态。在一个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盛行的社会，很难完全控制人的利益、欲望和思想，自然也无法完全控制人的行动。掌权者认为这会对政权稳定构成威胁。社会学家袁方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管仲「为了政治的目的，有意要把商贾的地位压下去。这是当时商业发达和政权冲突的缘故」。管仲的士农工商社会分层在当时还只是「理论蓝图」，但后来在历代统治者的推动下逐渐制度化，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在实践上，管仲把重商当作富民强国的法宝，但他却又在理论上把商人压在社会底层，这暴露了他的矛盾心态。

秦始皇时期，商人和逃犯地位差不多，在秦始皇极为欣赏的《韩非子》中商人就被当作「五蠹」之一，认为是应除掉的。汉初推行黄老之术，无为而治，商业得到发展，但商人的社会地位依然低。文景之治后，商业呈蓬勃之势，对外贸易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当时流传这样的俗谚：「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商人虽已致富，但在法律上仍受歧视。到了汉武帝时期，又开始奉行「抑商」政策，商业受到打击。

李唐统一全国后，经过贞观前期的几年发展，迎来了新的盛世。商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长安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繁华最繁荣、商业氛围最好的城市。不过，大唐商业虽然繁荣，商人的社会地位依然很低，商家子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他们进入社会上层的通道基本被堵死。

开放包容的唐朝如此，其他王朝再好也好不到哪里去了。统治者对待商贾的矛盾心态，一直贯穿中国古代史，政策总是在「重商」和「抑商」之间摇摆。一方面，希望通过兴商强国，另一方面又企图通过抑商来维护政权稳定。当然，不管是「重商」还是「抑商」，商人始终不是历史的主角。造成这种历史现象，管仲「功」不可没。

作者 苏露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