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治党，严到什么程度？
作者「轻判是可耻行为」
1918 年 5 月 4 日，列宁得知莫斯科革命法庭对 4 名犯有受贿和敲诈勒索罪的莫斯科侦查委员会工作人员轻判，立即致函俄共（布）中央：「我请求把审判贪污案件（1918 年 5 月 2 日） 的党员开除出党的问题列入议程， 因为他们对案情属实、本人供认不讳的受贿者只判了半年监禁。不枪毙这样的受贿者， 而判以轻得令人发笑的刑罚， 这对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来说是可耻的行为。」
在列宁的坚持与督促下，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重审了这个案件，有 3 名被告各被判处了 10 年徒刑。
这件事有不少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它的最初发生，表明共产党政权可能出现一种不良倾向：因掌握权力而从轻处理「自己人」的问题。
其次，这件事的最终处理，体现了共产党政权从严治党的要求，这将成为共产党面对前一种不良倾向的天然选择，也将成为巩固政权的重要环节。
第三，它的处理过程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管党治党，究竟该严到什么程度？显然，「枪毙」和「10 年徒刑」都属于严格处理的范畴，但其差别之大，不可以道里计。
无论是当初的俄共（布），还是后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从严治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都有着非常充分的认识，并且付诸实践。如毛泽东强调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多次发动整党整风；邓小平认为应该严格教育、强化监督、严肃惩处；新形势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管党要从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与此同时，共产党政权一直从各方面探讨着严格的程度问题。但对具体事物程度的把握，本身就是一个不小的难题。而且，即使具体问题有时辨别得一清二楚，也仍然可能因为总体原则的缺乏而走偏。
共产党自诞生以来，从严治党的要求堪称始终如一，但却多流于具体问题的是非聚讼，较少从更高层面去看待和把握其边界。
依法为「从严」划定界限
从前文不难看出，坚持从严治党，需要解决严格的程度问题。否则，过宽则失去民心，过严易自伤元气。《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体现了依法治国理念的新发展，也为解决这一问题奠定了良好的法理基础。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将管党治党纳入了法治的范围，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一基本理念使党员干部的权力被限定在法律的框架之内，减少了权力被滥用的可能性，为从严治党建立了很好的基础。与此同时，也限制了管党治党的随意性和无限上纲的可能。对党员可以比对普通公民的要求更高，但却只能通过价值观的认同和纪律措施促使党员进行取舍选择，而不能使用司法手段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达成高要求。
「科学立法」，既是建立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走向善治的关键一环，也提出了科学制定党规党纪的问题。要形成「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制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格局」，党内法规制度「很多地方比法律的要求更严格」，初步确立了科学制定党内法规制度的大方向。目前正在统筹推进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并非面面俱到、全方位限制，而是着重于规范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实现与国家法律的有机衔接，力图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运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这套制度体系的建成，将为从严治党的程度把握，划定清晰而科学有效的界限。此时「罪加一等」，彼时「加倍严厉」的做法，从此当减少。
四中全会报告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是保证法律严格实施，做到「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这一精神同样适用于执行党规党纪，尤其是在党内法规制度更加科学化之后，从严治党有了制度保障和程序保证，从严治党的方针才真正可行，不再畸轻畸重，而是保持平稳。如是，从严治党的程度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作者单位：中国纪检监察学院教研部）
作者 冉红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