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龙举重 一镇对抗全世界
座落在石龙镇中山公园西南面的「举重之乡」塑像，是石龙的象征。这座塑像高 4 米，主体是一个手捧鲜花、张臂欢唿的举重运动员形象，脚下放着一副硕大的杠铃，雕塑底座上刻有「举重之乡」的铭文，是前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亲笔题写。
塑像是以谁为模板？人们说法不一。有的说是第一位打破世界纪录的中国人陈镜开，有的说是最先为中国拿到奥运举重金牌的曾国强。在当地人看来，是谁并不重要，因为这个广东东莞的小镇早在上个世纪就已将世界举重领域的重要荣誉一网打尽。
今年，距离陈镜开第一次打破男子 52 公斤级世界纪录已经过去了 58 个年头，石龙的举重运动还在继续。这里仍然是中国举重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但以「一镇之力」对抗全世界的时代显然已经过去了。
博物馆「浓缩」兴衰史
石龙镇近两年兴建了不少新的大型体育场馆，但当地人还是愿意去业余体校旁边的老馆健身娱乐。这个区域是石龙体育的热点地区，石龙举重博物馆也建在这里。
陈苏媚是石龙举重训练基地主任，也是当地业余体校的校长。说起举重博物馆，她自豪地说：「没有哪个地方比石龙更有资格建举重博物馆。」
的确，石龙是中国体育版图上一个不可忽略的地方，其他的荣誉不必说，光是「陈镜开」这三个字就让广东石龙名满天下。1956 年 6 月 7 日，在上海卢湾体育馆举行的中苏举重友谊赛中，陈镜开以挺举 133 公斤的成绩打破美国运动员温奇保持了两年的 132.5 公斤的最轻量级挺举纪录，实现了中国在世界纪录中零的突破。
2006 年 6 月 7 日是陈镜开打破世界纪录 50 周年的日子，也是眼前这座石龙举重博物馆开馆的日子。陈镜开重回故里，同时到场的还有唐功红、陈小敏等 12 名曾经打破世界纪录和赢得奥运金牌的举重名将。他们在博物馆中留下手印，这些手印和签名如今都灌制成模型镶嵌在博物馆的地面，游客俯身就能看到。
对于这种历史遗产的保护，陈苏媚感觉心有余悸：「幸亏建立了这座博物馆，石龙举重的精神才得以传承。这座馆建成后不久，当年石龙三杰之一的叶浩波就去世了。陈镜开经常带客人到博物馆参观，为他们讲述过去的故事，但他在 2010 年也过世了。」
一进入博物馆的大厅，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幅把石龙镌刻在历史上的「举重之乡」锦旗，这是广东省体委为了表彰石龙运动员在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上的杰出贡献而特制的。在洛杉矶奥运会上拿到银牌的赖润明回忆说，当时东莞没什么记者，锦旗领回来就被领导锁到了抽屉里，这面锦旗在体校搬家的过程中差点被扔掉，「当时的人没有这个意识，如果丢掉了，石龙举重之乡的名头就少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证明」。
建馆之时，博物馆面向社会征集有历史价值的物品，老运动员捐出了当年比赛时获得的勋章，与外国运动员互赠的礼物，甚至有人捐献了从河边捡来的石锁。博物馆里珍藏着一把陈镜开用过的卧推椅。简陋的卧推椅是陈的祖母为孙儿量身制作的，老人为此还拆了自己的床板。除此之外，还有陈镜开第一次打破世界纪录时穿过的队服。
回想过去石龙运动员参加国内外比赛的经历，最令陈苏媚遗憾的就是没能为他们留下尽可能多的照片。「那时候，教练和运动员的心思都在比赛上面」，陈苏媚说。经历过如此波折，她现在很注意保护这些将来有可能成为珍贵史料的物品。她给记者看了一封小运动员写的道歉信，署名是王鹏。「这个孩子很有潜力，就是太调皮。前阵子他和体校的同学打架，我让他写了一封道歉信。等到他有一天拿下世界冠军，这封信就是他们的故事」，陈苏媚笑着说。
石龙举重博物馆开馆以来，接待过不少世界举重的重要人物。一位亚举联高级官员希望把自己的照片也放到博物馆的展馆里，主人满足了他的心愿，这让外国友人高兴异常。
在陈苏媚的计划中，石龙举重博物馆还要扩建。如今，博物馆展出的主要是石龙当地的举重历史，而陈苏媚想做到的是把中国举重历史汇聚到这里，她为此信心满满，「国家体育总局已经同意了我们的计划。冠军的荣耀是一时的，博物馆却可以把这种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这是我最大的梦想」。
陈门荣耀与误解
石龙举重有两个辉煌的年代，一个是陈镜开打破世界纪录的上世纪 60 年代，以石龙三杰陈镜开、陈满林、叶浩波为代表，另一个就是在奥运会与亚运会赛场上扬威国际的 80 年代，当时最为有名的就是赖润明、曾国强和陈伟强，这三人被当地人骄傲地称为「石龙三虎将」。
石龙举重最辉煌的时候是什么样子，赖润明说：「1984 年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的中国队 5 个队员，有 3 个是石龙人，我们拿下了两金一银的成绩。1987 年广州全运会的时候，广东举重队里有一半是石龙籍的运动员。而且，这班人马都是世界冠军和世界纪录保持者，可谓豪华之师。」
以陈镜开为起点，几十年来，从石龙已经走出了 1000 多名举重健儿。陈苏媚自称是「半途而废」，她过去是田径运动员，主练标枪和手榴弹，因为被石龙体校的教练一眼相中，改换门庭，走上了举重之路，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子举重裁判员。
陈苏媚说：「举重既辛苦又枯燥。过去的条件太差了，陈镜开训练的时候，举重运动在石龙还不怎么流行，他就在健身院旁边的一间小木屋里点起煤气灯，自己训练。那时候没有杠铃，只有简单的石锁。为了增加花样，陈镜开自制了不同重量的石锁，用来应付各种情形下的训练。」
在陈镜开破纪录的年代，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还不高，国际举联的规则也没做到尽善尽美，正如每次赛前例行的称体重环节。
当时用来称体重的还是最原始的大磅秤，测量员在刻度上不停地拨来拨去。陈镜开参加 1957 年世界青年友谊运动会时，赛前一个月就开始降体重，最后成功降到了他所在的 52 公斤级别。为了不违反规则，并在可能平局的情况下以体重的优势获胜，陈镜开在赛前只喝了点盐水，这让他在第二次试举打破世界纪录的一把时，差点因为头晕脚软跌倒在举重台上。不过陈镜开最终还是成功了，后来在一次采访中，他坦言自己当时甚至抱定了一死的决心，就是要为中国拼下这枚金牌。
赛后，陈镜开得到了一瓶可乐做奖励，这让他十分开心，晚年的陈镜开特别喜欢和人们说起可乐的故事，殊不知为了国家荣誉，他曾经把生死置之度外。
陈镜开是名副其实的举重世家，陈家兄弟五人中有三人从事举重运动。大哥陈枝是他的启蒙教练，老四陈满林出道比陈镜开晚几年，陈镜开就做了弟弟的教练。陈家的举重兄弟长得极为相似，在同一张照片中，你甚至很难分辨出这兄弟俩谁是谁。2010 年陈镜开离世的时候，广东有家报纸错登了陈满林的照片，令人哭笑不得。
陈满林出成绩很早，在哥哥的指导下进步飞快，曾三次打破男子轻量级的世界纪录。可惜，1966 年，25 岁的陈满林从苏联比赛归来，在文革中遭到无端批判，石龙举重队被解散，陈满林与陈镜开弟兄俩被分派去印刷厂做工，训练的时光被白白浪费。
文革期间，周总理到广州调查，问起陈氏兄弟的下落。当得知他们已经不再举重时，周总理亲自会见了陈氏兄弟，叮嘱他们继续练习，为国争光。不久，陈满林就去民主德国参加了世界举重锦标赛。当时，他已经 33 岁「高龄」，陈镜开也披挂上阵，当起了弟弟的教练。这对兄弟师徒在亚洲和世界比赛中拿下一银一铜。
陈家的一代人中就出了两个世界冠军。传说陈门出生的孩子大腿都呈方形，犹如广州海珠大桥正中间那两个桥墩。一些外国友人对此传闻神往已久，一见到陈门的运动员，都要俯下身去摸摸他们的腿。这个特点也遗传给了陈镜开的侄子陈伟强，1976 年 6 月 7 日，陈伟强在上海卢湾体育馆打破了世界青年纪录，第一次尝到夺取世界冠军的滋味。那天既是陈伟强的生日，也是陈镜开第一次打破世界纪录 20 周年的日子。
陈镜开让举重运动风靡广东，全国都知道了这个名字，但也产生了一种声音：练举重使人身材矮小。这种看法愈演愈烈，让石龙举重连带着遭了殃。
真是这样吗？记者把这个问题抛给了陈苏媚主任，她的回答直截了当：「陈镜开家族的人都是这么矮，他哥没练举重，也是不到 1 米 60 的身材。举重运动员是根据级别来选材的，陈家的这几位都属于轻量级选手，全世界 56 公斤级别的选手差不多都是这个身高。举重运动员个子高不高，要根据各人的重量级、技术和基本力量而定。」
在举重博物馆里，一张陈镜开的照片引起了记者的注意。那是 1987 年萨马兰奇授予陈镜开银质勋章的画面，表彰他对举重运动的杰出贡献和致力于奥林匹克运动的推广。人们曾打趣地问陈镜开：「为什么不给你一个金的呢？」其实，金质勋章只会授予为奥林匹克运动做出贡献的国家领导人，银质勋章已经是世界体育界的最高荣誉了。
陈苏媚说，在纪念陈镜开第一次打破世界纪录 50 周年之时，他身着照片中的那套衣服，戴上勋章出现在纪念活动中，人们惊叹他的身材一直没有变。
或许这正是石龙举重人的共同特点——自律与坚持。「石龙三杰」之一的叶浩波曾在国际比赛前得了急性肝炎，为了参加比赛，让父母签下了保证书，保证「我出意外与国家没有任何关系」。之后，他在比赛中成功夺魁。
陈伟强由于运动量太大，造成了手臂习惯性脱臼，但他每次接上之后还继续练习。
陈镜开在三破世界纪录后腰椎撕裂，医生劝他从此退役。但陈镜开在与苏联举重队交流中完善与总结了健步挺举，回来又 6 次刷新世界纪录。有一次，周恩来总理问他：「你吸烟吗？」陈镜开说偶尔会吸一点。总理劝他，作为运动员，最好不要吸。于是，陈镜开终身没有再碰烟酒。
人才在别处
石龙能成为举重之乡，有深厚的文化传承。这个处在广州与深圳枢纽位置的地方，已经有 800 年历史。清代此处习武之风盛行，出过多名武举人。过去，这里也是南粤重要的码头。当地人说，在码头搬运货物的苦力或许就是举重兴起之源。1956 年陈镜开打破世界纪录后回家乡汇报表演，年轻人才放下刀枪剑戟，举起石锁，掀起举重的风潮。
从陈镜开为国争光的时代到上世纪 80 年代涌现的奥运冠军，历经两代人的努力，石龙举重走向了巅峰。进入新世纪后，石龙的举重运动仍然发展着，在国内依旧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但多年不见世界冠军，成了当地人的一块心病。
作为当今石龙举重的一把手，陈苏媚毫不掩饰心中的宏伟目标：「比起国内比赛，我们更着眼于世界。亚运会充其量是亚洲冠军，我们都拿过，世界冠军和奥运冠军十几年没拿了，我们很想拿。」
「看看现在的体育环境，与过去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陈苏媚说，从 1984 年担任裁判和教练工作后，陈苏媚见证了石龙举重这 30 年来的变迁，她曾经带出了世界冠军史丽华。如今，陈苏媚已经不在一线工作了。「现在不带徒弟了，作为管理者的事情太多，特别是群众体育兴起后，好多事要我亲自跟进」。
投入和生源的问题往往是制约着这些老牌运动之乡发展的关键因素，像富力足校那样有大型民企资金注入的体校只是少数，大部分体校还是靠政府养着，特别是那些单纯发展一个运动项目的小地方，同时面临着资金和生源的双重考验。
早期的石龙体校还培训游泳，随着举重逐渐势大，就变成了单一发展举重。陈苏媚说起了一件最近发生的事：「我们有一个小运动员，前不久拿到了省级冠军，昨天她跟我说能不能免去自己的伙食费。」石龙体校的伙食费基本上是一天一元人民币，这在全国来说的确是比较少见的，特别是对于这些正在长身体的运动员。「她是外来工子女，家里五六个姐妹，的确很穷，但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她可能说走就走了。好多运动员，初三毕业都出来打工，帮家里解决困难」，陈主任感慨，30 年前自己在石龙体校上学的时候，孩子来报名要交一袋米和 15 元作为学费。
至于生源，石龙同样面临着本地人对举重兴趣的寡淡。赖润明回忆他读书时，同学们在课余时间玩的大多是举石锁，足球、篮球等运动虽然也很普及，却不及当地人对举重的热情。如今，「本地人家里环境好了，有那么多渠道出人头地，为什么偏偏选举重呢？」
石龙的招生对象早已面向全国各地，实际上连东莞市都很少，「现在，我这里广西、湖南的孩子比较多，教练在外面看见条件不错的孩子，就跟那边的人谈。最小的孩子小学四年级，也就是十一二岁，再小的话没有配套的老师教他们」，陈苏媚说。
在石龙的举重前辈看来，十一二岁是标准的选拔年龄，太小的话还看不出来。有时教练也会根据父母的体型推断孩子将来的体型。挑出来的孩子就动员他们来体校练一段时间，以便具体观察。陈苏媚说：「海选的时候一般都能招到五六十个，真正留下的可能就七八个。但在广西和湖南，很多比较富裕的家庭也练举重，他们的父母觉得举重是个专项，练出来很有前途，可大部分家庭对此还是持怀疑态度。」
举重的生态系统
生源的变化，体育科技的不断进步，国家一些政策的出台，都会影响石龙举重的格局，但是举重生态系统中那些内在的东西，还是传承下来了。根据陈苏媚的口述，记者基本理清了石龙体校培养人才的基本脉络。
石龙体校的学生维持在 60 人左右，基本沿袭了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但这里的最低年纪是四年级，学生最多可以从十一二岁进入体校呆到初三毕业，也包括一边打工一边训练和一边念职业学校一边训练的孩子。
这里的淘汰也很残酷，从小学四年级到初三不停地筛选，到毕业时，成绩好一点的孩子会被送到省队或八一队，成绩一般的可以选择留在队里继续训练，也可以去读高中或职高。
以男子运动员为例。如果顺利的话，在体校一直呆到十七八岁还十分具有竞争力，那么成为职业举重运动员的机会就大很多，这个时候就可以参加全国成年组乃至国际比赛了。陈苏媚说：「20 岁到 30 岁这 10 年是举重运动员的黄金年龄，陈伟强第一次打破纪录就是 21 岁。有的人运动生涯比较短，到 25 岁就不济了，也有的到二十七八岁还可以冲击纪录。到 30 岁后，随着新人的上位与自己身体机能的退化，大部分运动员会选择退役。」
目前，从石龙体校走出的举重运动员中，有两人在八一队，其中陈幼娟已经在国家队站稳了脚跟。据介绍，今年的亚运会，国家队本来拟派让陈幼娟出战女子 75 公斤级比赛，但后来换派另一位运动员替代了她。在征求石龙方面的意见时，陈苏媚服从安排：「无所谓啦，对我来说，还是想要世锦赛的金牌。」
陈苏媚在这里工作了 20 年，也看开了许多东西，「人多难以维持，人少不像学校。培养 80 个普通冠军，不如培养一个世界冠军，这两方面很难兼顾。输赢是另外一回事，培训过程中觉得不行的孩子，我们就劝他回去读书，不然就是害了他。搞举重就是培养人才，我们的运动员走向社会，没文化没成绩都无所谓，但没品德不行」。
作者 王敬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