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货币流通量规律理论及其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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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经济危机后经济复苏时刻的到来，由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带来的通货膨胀的压力愈发明显。据统计，2011年我国全年CPI较上年上涨5.4%，事实让我们不得不考虑货币流通量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文章将从马克思的货币流通量规律的定义出发，将其同西方传统的货币数量论进行比较，说明马克思的货币流通量规律的局限性并提出改进观点，从而由改进后的规律公式对当今由于流通中货币量的增加带来的通货膨胀的现象进行特殊分析，最后提出马克思的货币流通量规律的当代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货币流通量规律货币数量论货币供给通货膨胀
一、背景知识
一般的商品交换形式表现为商品在流通领域内通过买和卖的对立过程从一个商品所有者手中转入到另一个商品所有者手中，这种为买而卖的不断反复的过程就构成了商品流通。其中，商品交换的形式变换可以表示为：W-G-W。而作为商品流通的媒介，货币在这一领域中的运动自然必不可少。马克思早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篇“商品和货币”中，对商品和货币的流通进行了详尽的叙述。他认为货币的运动诞生于商品的流通，也是商品流通的表象。笔者在这里用图1来表示简单的商品流通和货币运动的过程。
在图1中，各曲线与中心直线的交点表示商品的交换，它和直线共同构成了流通领域。曲线端点处标明的奇数号的商品可以是相同的也可以是不同的，偶数号商品也是如此，但是奇数号的商品在使用价值上必然和所对应的偶数号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同，这样才使得商品交换有意义。直线所在的数轴上的方向表示的只是流通领域在时间上的向前运动，并不代表货币只有单一的运动方向。现在从图1中就可以看出，一旦一组对立的买与卖的商品交换过程结束，商品就从流通领域退出，转而进入消费领域，但货币却仍旧一直在流通领域中不断运动。马克思的货币流通量规律理论考虑的正是在一定时期内这一流通领域中所需的货币流通量的规律。
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表示为：商品价格总额／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马克思在把货币的支付手段的职能考虑进来之后，这一货币流通规律可以改写为：流通的货币总额=（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到期的支付总额-互相抵消的支付）/同一货币的流通速度，其中，商品价格总额等于待流通的商品数量与商品的单位价格之积。由于修改后的流通规律表达式的总式仍然可以简单地表示为修改前的形式，因此下文依然使用第一种形式。
从上述货币流通规律的表达式可以知道，流通中的货币需求量取决于三个因素：待流通的商品数量、商品的单位价格和货币流通速度，即一定时间内同一单位货币的平均流通次数（也即是商品交换过程W-G-W的次数）。并且说明商品世界的流通过程所需的流通手段量由商品的价格总额决定，而非流通手段量决定商品的价格总额。流通中所需的货币量同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成正比，与货币流通速度成反比。
同时，因为流通过程的存在，我们可以知道货币此时不仅起着代表观念上货币的价值尺度的职能，还执行着流通手段的职能。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流通手段量的变化都是由货币本身引起的，不是由它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而是由它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引起的”。这正是与西方传统的货币数量论相区别的地方，即马克思所指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
二、与西方传统的货币数量论的对比分析、局限性和改进
（一） 西方传统的货币数量论
传统的货币数量论主要有两种表达形式。第一种是数量方程式：货币量*货币流通速度=物价*交易量（MV=PT）。这里的货币流通速度(V)衡量的是货币在经济中流通的速度，即一个给定的时期中1美元转手的次数[3]。该方程式说明一定时期的交易的总价值（PT）等于一定时期用于交易所需的货币量（MV）。
第二种是货币需求函数（剑桥方程式）：。其中，表示实际货币余额；k为常数，表明人们持有的货币量占1美元收入的比例，k=1/V。
这里的货币需求函数与货币的供给共同决定了货币的流通量。如图2所示，纵轴表示利率水平r，横轴表示实际货币余额。可以看出，由于货币的供给量不变，所以流通量不会改变，但利率水平会根据货币的需求量的调整而发生变化。
（二）对比分析
传统的货币数量论尽管有两种不同的表达形式，但二者可以相互转换，是等价的，因此笔者用其中的第二种表达形式与马克思的货币流通量规律进行对比。
很明显，在传统的货币数量论中，利率可以等价地表示为货币的价值，它是货币没有进行储蓄的机会成本。因此，这从一定程度上好像是利用了贮藏手段的职能来表现出货币的价值尺度，但在传统的货币数量论中，同时也是现实的情形中，由于金本位的缺失使得现今的货币的价值不断发生着变化，从而使货币因贮藏手段的职能表现出好像它的价值增加了的现象，但这实际上只是相当于用过去的货币价值来衡量未来货币的价值。其中，真正与马克思的观念中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货币等价的是在传统的货币数量论以产品为衡量标准的实际货币余额的货币概念。因此，虽然货币需求量变化导致的利率的变化可以当做是一种货币价值尺度的变化，但它对货币的流通量没有根本的影响。在这里，起到影响作用的是由中央银行决定的货币的供给量。而这种供给量的变化显然不是出自货币本身的价值尺度的职能，也没有考虑到货币是一种资产，具有价值贮藏的职能，而是人为调整的结果，这只是对流通量变化的表象的解释。很明显，传统的货币数量论更愿意反应的是货币流通量对商品价格的影响（从图2中可以看出利率r对实际货币余额的影响，其中P指的是商品价格），而这与马克思所揭示的货币流通量变化的本质是截然相反的。
尽管马克思的货币流通量规律并没有对货币的需求量进行分析——而且在能从价值尺度的职能考虑的传统的货币数量论的第二种形式的分析中，我们也能看出此时对需求量的分析并非必要，但马克思从货币供给的角度，给出了从价值尺度考量的对流通量的变化的效应，这是本质的而非表象的解释。虽然它的局限性在于：在马克思的公式中，货币是以金、银等金属的替代形式出现的，即它的价值即为金、银的价值，但是就本质而言，货币流通量的变化来自于商品量或者商品价格的变化，这是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正确的价值表现形式，是自然的而非人为制造的形式，因此这里的货币流通量更接近于真实，揭示了传统的货币数量论所没有揭示出来的实质。
（三）二者的局限性和改进
虽然从上述的方程表达式中可以看到不论是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还是西方传统货币数量论，在形式上是一致的——货币量取决于商品的价格水平和货币流通速度，但由于各自的局限性都不能很好地描述出决定货币流通量的变化的因素。
传统的货币数量论局限于资产阶级浮于本质表层的解释——他们只注意到了商品价格的变化，企图表现出只需依靠单纯对货币数量的控制来达到他们调控经济的目的；而马克思的观点却因为金本位制存在的时代局限性，使得他的理论中没有而且不必考虑商品价格的变化。但在当今金本位制已经不适应的年代，利率对商品价格的变化是应当予以充分考虑的。因此在只有对货币供给量分析的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中必须引入货币需求量的分析，以考察商品价格的变化，从而来共同决定货币流通量的变化。然而，由于在确定货币流通量的时刻，商品的价格可以认为是固定的，即商品价格总额既定，因此在确定的时间点上的货币流通量的大小用马克思的观点依然能够得到正确的结论。只是我们需要考虑到的是，货币流通规律表达式中的分母——“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比在平均的意义上更加复杂。因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为简化公式的分析，采用的例子是使四次商品交换的商品价格都相等（均为2磅）的假定，但是事实上这一运算包含了在最小货币额和最大货币额之间进行权数的对比计算才可得到同名货币的平均流通次数。比如我们把例子替换为同样的四次相继进行的商品交换，其交换商品的价格依次为2磅、3磅、4磅和5磅，每种商品交换的数量仍为1，则此时商品价格总额为14磅（2磅+3磅+4磅+5磅）。我们可以看出，在四次商品交换中最小货币额为2磅，且贯穿于全过程，所以此时的2磅相当于同时进行四次商品交换的商品价格总额中的8磅；现在我们将其单位化，则上述过程代表了8/14的1磅货币的运动，同时得权数为1。接着从四次相继的商品交换中抽出由第一次商品交换带来的2磅货币流通的等价效果，即变为余下三次相继的商品交换，其交换商品的价格可依次等价表示为1磅、2磅和3磅。这时全局的最小货币额为1磅，且贯穿于余下三次相继的商品交换的全过程。与2磅的分析同理，这里的1磅相当于同时进行三次商品交换的商品价格总额中的3磅，同样将其单位化，则其代表了3/14的1磅货币的运动，同时得权数为3/4。再从三次相继的商品交换中抽出由第二次商品交换带来的1磅货币流通的等价效果，即变为余下两次相继的商品交换，其交换商品的价格可依次等价表示为1磅和2磅。对余下两次相继的商品交换的计算过程与前面两次相继的商品交换的分析相同，这里便不多累述。综上，我们得到：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8/14+3/14*3/4+2/14*1/2+1/14*1/4）*4=3.28次。为了得到需要的结论，我们可以再设置一个对照组：令同样的四次相继进行的商品交换，其交换商品的价格依次修改为1磅、3磅、4磅和6磅，每种商品交换的数量仍为1，则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4/14+6/14*3/4+2/14*1/2+1/14*1/4）*4=0.696次。从这一简单对比的计算结果可知，越是差额大的零散的交易越会使流通次数减少。因为“同一些货币在一定时间内的流通次数可以用来计量货币流通的速度[5]”，所以上述结论等同于流通速度的减慢。
三、对当代经济复苏时期社会财富的增减和通货膨胀因素的分析
因为通货膨胀指的是物价总体水平的提高，根据传统的货币数量论可以知道这一现象主要来自于货币数量的增多，我们应该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应对通货膨胀的发生。
这里笔者运用马克思的观点从不同角度来考察适用于我国情况的在经济复苏时期通货膨胀因素与社会财富增减的关系。
我们先不考虑国家为刺激经济而下放的货币资金——这些货币可以看做建立在传统的货币数量论上的人为调整，意味着在这样的设定下货币的价值不变。根据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商品价格总额／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以上设定也相当于首先讨论在经济复苏时期，商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货币流通量的变化。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述，这时流通货币量的增加取决于商品量的增加或流通速度的下降。在过去两年的经济刺激中，商品量的绝对数目会因为投资的增加而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但由于购买力不足和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带来的会是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因为在危机后的一两年，是我国的消费者还未充分具有通货膨胀预期的时刻，此时的消费量不会明显多于经济危机之前（考虑到危机期间会有一定程度的减少），甚至存在预防性的储蓄。从这一方面看，货币流通量将会自然增加。当然，商品数量也有相对减少的可能性，因为投资并不能一定带来产出，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过剩的产品被消耗，而新产品的生产未得到迅速恢复。但当流通速度的减少大于商品数量的减少时，货币流通量依然会增加，这与经济复苏时期社会财富的增加是相一致的。
此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在新技术革命后的现代社会，虚拟商品和虚拟货币的流行，使得商品量和货币流通速度不能仅仅依靠现实中的实物来反映。虚拟商品会使在经济复苏阶段商品量的增长比以往各年份更加倍快的速度增加，特别是金融产品等的回暖趋势。但相比于分子的增长速度，分母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会更缓慢，不仅是因为经济危机带来的投资谨慎的担忧，而且由上文对分母的计算分析可知，在复苏初始阶段，新产品的生产是在完全竞争市场并未形成的条件下进行的，此时即使是相似商品间的价格差额也不会很接近，而是表现出具有更大差额的价格。所以，此时的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从权数方面计算的增值不会很大。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如期货和远期合约等的这类商品可能带来的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但其带来的波动影响主要在未来，且由于所占市场份额目前并不大，因此给流通速度带来的影响不具有决定意义。
由于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是在排除了通货膨胀因素的情况下建立的，所以这里的分析表明在经济复苏的阶段社会财富与货币流通量有相同的增加趋势，即二者成正比，也说明此时货币流通量的增加满足了社会财富增加的需要。
接着，当我们加入商品价格变化的因素时（意味着同时加入了通货膨胀的影响），我们就要考虑货币需求量的影响了，这时可以借鉴传统的货币数量论中的观点。因为国家为刺激经济而发放了一定数量的货币，使得人们拥有的可支配货币量增加，对货币的需求量就会减少，从而导致利率下降，即货币的价值下降，而利率和商品价格成反比，所以商品的价格会上升，加之上文在商品价格不变情况下的讨论，我们可以知道，商品的价格总额必然上升，且上升的幅度大于货币流通量的速度，最终导致了流通中的货币量的增加，这时的增加量幅度随货币发放量的额度远大于排除了商品价格变化时货币量增加的情况。
另外我们还需注意的是，导致经济危机原因之一的贫富差距增大的问题——这也是我国所面临的严峻问题之一，可以表现出在商品价格总额中，奢侈品所占的数额比例增大（尽管它们的数量并不大），且由于货币需求量减少所带来的货币价值的快速下降导致商品价格的增加在奢侈品方面会有极大的效用，也就是说奢侈品的价格上涨会比正常品更加明显。此外，存在投机、炒作等因素，一些正常品价格的上升也会迫使它们加入奢侈品的行列（如部分的烟、酒、蒜等）。这些奢侈品因素都会使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表达式中的分子——商品价格总额——数额的增加大于一般意义之上，从而让得流通中的货币量超速增加。最终它增加的数额已经远远大于国家发放的实质货币数额，从而使得货币价值量的增加额（国家发放的实质货币数额）不能满足相对应的社会财富应有的增加额（货币流通规律公式的流通中货币量的增加额），而且永远不能满足该社会财富应有的增加额。所以，社会财富的增加遭到破坏，可能带来经济的不利发展甚至萎缩。这就是发放大量数额的货币所导致的恶性循环，即表现为通货膨胀的不良后果。
四、结论
虽然在当代科技高速发展中，已不再是實体经济独当一面，更多是充斥着虚拟经济并不断扩张的时代，似乎西方传统的货币数量论更能够提供快捷地计算出一定时间内一国的货币流通量的方式，但其依然未从资本主义最本质的方面揭示流通量决定因素的源头以及控制货币量的真正实质。因而它所带来的人为的货币数量调控的措施显得难以控制且副作用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而马克思的货币流通量规律尽管存在着受制于金本位制的局限性，但是只要适当扩展导致商品价格变动的货币需求量变化的过程，就仍然可以适用于当代的货币流通量的分析，并且能够更深入地展现货币流通量变化的决定因素及其带来的后果的真正面貌。如上述对通货膨胀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社会财富的增加不应单纯地从货币流通量的人为增加来考虑，而更应该考虑的是商品数量的提高和货币流通速度的相应的变化，也就是对投资增加产出和完善金融体系的需要。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盲目使用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西方货币流通量的计算方式可能会带来不完善的，表层的，甚至是错误的结论。只有结合各方观点，采用真正适用于我国国情的经济分析才能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引向正确、健康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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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徐淑丹，女，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
（责任编辑：赵春辉）
作者 徐淑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