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受贿犯罪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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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受贿犯罪，作为腐败犯罪的基本类型，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近年来随着受贿犯罪主体范围的不断扩大，手段的复杂多变，我国也是相继出台了《刑法修正案（六）》、《刑法修正案（七）》、等一系列相关法律文件，在罪名体系的设置、受贿范围的界定方面均有相当大的调整。本文旨在通过将我国现行法律中关于受贿方面的法规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相关法条从犯罪构成要件角度进行比较，进而对于立法例的完善提出一定见解。
【关键词】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受贿罪 比较
腐败行为对社会的稳定及安全构成巨大的威胁，同时也使国家的经济发展、政府形象蒙受一定损害。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腐败犯罪逐渐呈现出跨国化、组织化的特征。《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签署就集中体现了世界各国通力打击腐败犯罪的决心。作为国际社会在控制腐败方面的第一个全球性和全面性的国际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奠定了反腐败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形成了全球共同打击腐败犯罪的准则。2005年10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这对我国腐败犯罪方面的法制建设是意义匪浅的，而公约与中国的刑事法律应如何适当衔接自然成为了首先应解决的问题。
一、犯罪主体
（一）我国刑法受贿类犯罪的犯罪主体
近年来，我国立法对受贿类犯罪的犯罪主体的界定逐步扩大。主要体现在：
1.由“自然人受贿”扩大到“单位受贿”。1979年的刑法典规定受贿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而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越来越多的单位及法人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来，其受贿现象也是越来越严重，仅规定单纯的自然人受贿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1988年1月的《补充规定》，首次将单位受贿罪、单位行贿罪纳入了贿赂犯罪主体范围。1997年刑法典正式将单位贿赂犯罪加入到法条中。
2.由“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扩大到“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1979年的刑法典规定受贿罪的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1997年刑法典中规定了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范围还是较窄，对于司法实践中的许多其他人员仍无法定性。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将刑法163、164条的犯罪主体由公司、企业人员扩大到“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工作人员”，从而将主体进一步扩大到了非国家工作人员。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三条增加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具体包括：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其他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其他与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这一新罪名的设立无疑加大了打击受贿犯罪的范围，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身边人纳入了受贿罪主体。原本只能将这类犯罪归纳到共同犯罪中去，现在可以直接单独定罪，这无疑是关于受贿立法的重大突破。
3.由“特定关系人”扩大到“关系密切的人”。2007年7月8日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了“特定关系人”。2009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中将其改为“关系密切的人”。作为影响力交易罪的主体，“关系密切的人”的范围不仅包括诸如亲属、情妇、共同利益关系人等，还包括了更为广泛的关系，例如：师生关系，朋友关系，上下级关系等等。这些人对国家工作人员及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也是很大的，此类案件也是层出不穷。
（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受贿类犯罪的犯罪主体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对主体部分的规定大致如下：
1.《公约》第十五条规定，贿赂本国公职人员罪的犯罪主体是公职人员。
2.《公约》第十六条规定，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的犯罪主体是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
3.《公约》第十八条规定，影响力交易罪的犯罪主体是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员。
（三）我国刑法与《公约》对受贿类犯罪的犯罪主体之比较
在经过几次修改后，我国刑法对于受贿罪的主体已基本做到囊括了所有的人，与《公约》的范围几乎差不多。唯独欠缺的是未将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纳入受贿罪主体范围。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与外国，国际组织的交往越来越密切，将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員纳入受贿罪主体范围中应是顺理成章的事。
二、犯罪客体：贿赂的范围
理论上关于贿赂犯罪之贿赂的范围有着多种意见，主要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
1.财物说。这种观点认为，贿赂只能限定为财物，即金钱和物品。
2.财产性利益说。这种观点认为，贿赂不应仅限于财物，还应当包括其他财产性利益。在这种观点内部，有的学者认为，刑法所规定的财物的范围本身就可以解释为包括财产性的利益在内。有的学者则认为，财物本身的范围并不足以包括财产性的利益。但是从实践中惩处犯罪的必要性角度看，有必要将贿赂作一定的修改，即将财产性利益包括在贿赂之内。[1]
3.一切利益说。这种观点认为，贿赂应当包括财物，财产性利益以及非财产性利益。
（一）我国刑法受贿类犯罪的犯罪客体
1979年新中国第一步刑法典中将受贿与行贿的中介物笼统地规定为“贿赂”。1997年刑法典中正式将贿赂的范围限定为财物。财物，从本质上讲是指钱财和物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财物的定义也应不断扩大。当今社会，贿赂犯罪的手段不断翻新，为了规避法律，很多人采用新型行贿方式。例如提供房屋装修、含有金额的会员卡、旅游等服务。可以说这些犯罪方式的危害性与以财物为贿赂并无本质区别，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以上列举的几类行贿方式的标的均为财产性利益。那么，财产性利益能否包括在财物这一定义中那？我认为，就我国现行立法来看，财物的范围完全可以包括财产性利益。这样的扩张，显然也不能称做是法外扩张，而是概念外延随时代变化应有的结果，不能说是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2]财物的本质在于：一是具有经济价值，二是这种价值的数额可以用货币尺度进行计算。而财产性利益显然是符合这两个条件的。首先，财产性利益具有经济价值，这是不言而喻的，其内容完全体现了经济方面的价值。其次，财产性利益基本上是可以用货币来计算的，如先前所说的房屋装修、含有金额的会员卡等都可以按照行贿者的实际支出来认定其受贿数额。人们现在的观念也完全可以接受财产性利益作为财产的一部分。此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07年7月发布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也将诸如收受干股这类财产性利益纳入了“财物”这一范围。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收受他人财产性利益的行为，也多是作为受贿罪来处理的。综上所述，我认为，我国刑法中贿赂的范畴包括财物以及财产性利益。
（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受贿类犯罪的犯罪客体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将贿赂的范围认定为“不正当好处”。所谓“不正当好处”，是指通过非法的或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的能够满足人们生活需要和精神欲望的一切财产性利益或非财产性利益，外延要明显大于金钱财物。[3]显然，《公约》中采取了“一切利益说”。
（三）我国刑法与《公约》对受贿类犯罪的犯罪主体之比较
通过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对于贿赂范围的界定，《公约》规定的“不正当好处”大于我国刑法中规定的“财物”。建议我国刑法将贿赂范围规定为“不正当好处”。理由大致如下：
1.随着社会的发展，贿赂犯罪的形式、特点也在发生着变化，非财产性利益累贿赂的比重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类似利用迁移户口、提供女色、晋职招工等非物质性利益来进行贿赂的案件层出不穷。这种贿赂形式比传统贿赂方式更为隐蔽，难以发现及取证。倘若我国刑法继续将贿赂的范围限定在“财物”内，显然会使其成为犯罪分子们以权换利的“避风港”，并在一定程度上助长此类犯罪的蔓延。
2.纵观世界各国，大部分国家均将贿赂的范围扩大到财物以外。如意大利、瑞士、德国等。日本《刑法》中虽然没有对贿赂内容进行限制，但是根据其判例，只要是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一切利益，包括购物、艺妓表演、性服务等均可以成为贿赂。[4]《意大利刑法典》中规定的三种受贿罪都明确了除钱款之外其他也是受贿罪的对象。[5]
3.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缔约国应当采取必要的国内法措施确保公约相关规定的实施。也就是说，我国刑法中贿赂的范围不得小于《公约》的相应范围。而且《公约》是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关于治理腐败最为完整、全面的一部国际性法律文件，是值得我们主动学习借鉴的。
（四）扩大贿赂范畴可能遇到的问题
1.将非财产性利益纳入贿赂范畴，在当前我国社会尚不具备共同认知。崇尚礼尚往来，注重人情世故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交往的重要内容。因此，究竟只是人情的礼尚往来还是非财产性利益贿赂在现实操作中是很难区分的。例如，行贿人安排受贿人子女就业，只要其子女不是领取挂名薪酬，根据一般社会观念，认为这是一种不正之风，属于违纪性质，作为受贿犯罪定性不太容易接受。[6]
2.非财产性利益不同于“财物”，无法用数量来计算，从而认定犯罪及确定量刑的轻重。正如有学着所指出的，“由于我国刑事立法采取以一定的财物数额为惩治标准的体制，物质性利益因可以折算为金钱而在量刑上有一定困难。如果我国刑法将贿赂内容扩展至‘需要说’，必须打破目前以数额大小为基础的处罚体系，建立根据性质、情节、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等综合情况共同认定量刑的新的体系”。[7]
三、犯罪主观方面
（一）我国刑法受贿类犯罪的犯罪主观方面
我国《刑法》第385条规定，受贿罪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索取贿赂，第二种是收受贿赂。前款罪只要行为人有“利用职务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就足以构成受贿罪；而后者要求行为人要同时具备“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以及“为他人谋取利益”两方面的要件，才能构成受贿罪。此外，《刑法》第388条中对斡旋受贿构成要件的主观方面也有一定规定，即必须是要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如果行为人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居中斡旋，索取或收受请托人财物，但为请托人谋取的是正当利益的，则不构成受贿罪。
（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受贿类犯罪的犯罪主观方面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对于主观要件方面只规定，只要是故意犯的，均成立受贿类罪名。
（三）我国刑法与《公约》对受贿类犯罪的犯罪主观方面之比较
我国《刑法》中对于受贿类犯罪所规定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为查处和追究现实生活中的许多腐败交易设置了人为的法律障碍。[8]且如何划分不正当利益与正当利益的观点不完全一致，法律也没有相关的规定，这就导致这一部分在实践中被认为可操作性不强，认定时存在诸多的困难。尤其是那些正在为他人谋利但是尚未实现的情况，因为无具体结果而更难证明。因此，建议我国《刑法》将这一构成要件取消，可以将其作为量刑情节。
四、犯罪客观方面
（一）我国刑法受贿类犯罪的犯罪客观方面
我国《刑法》中规定受贿罪的客观要件有三个，分别是：利用职务便利；索取或收受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
（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受贿类犯罪的犯罪客观方面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规定受贿罪的客观要件有两个，分别是：索取或收受贿赂；作为其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条件。
（三）我国刑法与《公约》对受贿类犯罪的犯罪看，客观方面之比较
通过比较我们不难看出，我国《刑法》中的“利用职务便利”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作为其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条件”是大同小异的。因此，同《公约》相比，我国《刑法》中受贿罪的客观要件要多一个“为他人谋取利益”。
我认为，我国《刑法》应当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客观要件，转而将其作为量刑情节。理由大致如下：
1.受贿罪所保护的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包括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及职务行为公正性）。即只要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了他人贿赂，就已经构成了侵犯职务行为廉洁性的事实。至于主观上是否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故意，客观上是否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并不能改变行为人行为的受贿本质。[9]
2.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罪成立与否的客观要件，会放纵部分受贿犯罪，为一些人规避法律提供了可乘之机。多数情况下，行贿人给予公职人员一定贿赂是为了取得相应的对价，即帮助其谋取利益。但是也有些行贿人在给予公职人员重金后并不立即明确请托事项，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策略，期望以后获得一定利益。在面对这类案件时，司法机关往往难以取证。
3.同为受贿类的犯罪，我国《刑法》仅仅在受贿罪中规定了“为他们谋取利益”这一要件，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单位受贿罪中都没有对此作出要求，显然是不合理的。这导致了法条逻辑的混乱，经不起仔细推敲。在这里甚至不必讨论将“为他人谋取利益”规定为受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是不是具有合理根据，因为不论结论是什么，都至少有一条法律违反了刑罚法规内容正当的原则。[10]
参考文献
[1]李希慧、徐光华.贿赂犯罪立法完善的几个问题[A].赵秉志主编.刑法评论（2009年第2卷）[C].法律出版社，2009.190.
[2]李希慧、徐光华.贿赂犯罪立法完善的几个问题[A].赵秉志主编.刑法评论（2009年第2卷）[C].法律出版社，2009.191.
[3]吴益民.《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贿赂犯罪刑事立法比较探析[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4]监察部研究室.部分国家和地区刑法惩治贪污贿赂罪的有关规定[J].中国监察，1989（1）.
[5]黄风译.意大利刑法典[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98.
[6]刘华.论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的立法完善[A].赵秉志、朗胜主编.和谐社会与中国现代刑法建设[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05.
[7]孟庆华.受贿罪的立法完善问题探讨[A].赵秉志、朗胜主编.和谐社会与中国现代刑法建设[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14.
[8]刘希琳.论受贿罪的客观方面[J].兰州商学院学报，2004（2）。
[9]李希慧、徐光华.贿赂犯罪立法完善的几个问题[A].赵秉志主编.刑法评论（2009年第2卷）[C].法律出版社，2009.199.
[10]肖宇平.论我国刑法中受贿罪规定的缺失与完善[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7（5）.
作者简介：王玉珏（1987—），女，上海人，同济大学2010级刑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作者 王玉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