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第三人利益合同之第三人权利

摘 要：合同相对性原则是近现代合同法的基石，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本质特征是突破了合同相对性赋予第三人以权利。两大法系国家，或是通过立法明确规定或是通过判例指导司法，均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我国《民法典》首次确立了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法律地位。第三人基于利益约款取得合同权利享有独立的履行请求权，但不同的权利取得模式各有利弊，民法典现行第三人权利取得模式符合我国实际情况。

关键词：第三人；合同权利；取得模式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1.21.059

第三人利益合同本身不是一种固有的合同类型，而是某特定类型合同当事人约定，使第三人可以向债务人直接请求给付，从而取得债权人地位，原则上，任何债权合同都可以作为第三人利益之约定。在理论分类上，依据第三人有无独立的履行请求权，将第三人利益合同划分为纯正的第三人利益合同和不纯正的第三人利益合同，本文所讨论的第三人利益合同仅指纯正的第三人利益合同，即双方当事人约定由合同以外的第三人直接取得债权，当债务人不履行或者履行不符合约定时，第三人可以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违约责任。

1 历史沿革

商业社会合同交易模式的快速发展催生了第三人利益合同，在产生伊始，由于第三人利益合同颠覆了传统二人模式冲击了合同相对性原则而遭到权威观点的勐烈抨击，后迫于现实的需要，各国纷纷接纳了第三人利益合同并确立起完整的法律制度对其加以规范约束，纵向观之，从产生到制度化，第三人利益合同所经历的过程颇为曲折。

1.1 第三人利益合同在两大法系代表国家的发展

第三人利益合同在大陆法系国家与发展是对罗马法「不得为他人缔约」规则的逐渐突破。理论上首先完成第三人利益合同有效性的论证是荷兰法学家格劳修斯，从契约论出发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认为第三人接受利益是第三人利益生效的前提，故，这一理论成为大陆法系国家建立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的理论基础，然而保险业的兴起使得格劳修斯的理论受到质疑。

1900 年《德国民法典》中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规定可谓是在浓缩了格劳修斯模式的精华部分的基础上又解决了现实难题，堪称是第三人利益合同的德国模式，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彻底去除了格劳修斯模式的缺陷，承认第三人利益合同是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认为第三人可以直接取得履行请求权；第二，在立法技术上，以有无履行请求权作为划分依据，将不纯正的第三人利益合同和纯正的第三人利益合同合并为一章，形成鲜明的对比。而英国因恪守合同相对性原则认为第三人没有直接请求权，不允许第三人请求强制执行合同利益，但是，出于实践的需要，英国首先是通过立法及判例创建了许多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直至 1999 年英国立法会颁布了《合同法（第三人权利）》，该法案涉及第三人基于合同享有的权利以及合同变更撤销后对第三人的救济等重要内容，是在合同相对性原则之外承认特定第三人享有履行请求权，是原则与例外的并存。

第三人利益合同在两大法系代表国家的发展路径各有特色，大陆法系国家致力于从理论上来论证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有效性借以突破固有规则的桎梏，从格劳修斯模式到德国法的第三人利益合同模式，第三人利益合同最终被认可。英美法系国家则侧重于根据前人留下的理论成果来构建具体的法律制度，然后根据各个国家的实际国情进行小幅度的修改，第三人利益合同发展至今，俨然已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制度。

1.2 我国关于第三人利益合同的争辩与确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出台以前，我国学者对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 64 条是否是第三人利益合同，以韩世远、崔建远为代表从解释论角度出发认为第 64 条赋予了第三人履行请求权，而以薛军、尹田为代表则认为《合同法》第 64 条是向第三人履行制度，与第三人利益合同有本质区别，不可混淆。两种观点各有其存在的理由，持肯定说的学者考虑到将第 64 条定位成第三人利益合同有利于解决实践纠纷，持否定说的学者认为学术研究不能因为迎合实际需要而被歪曲，因此，关于第 64 的定性没有统一的观点。

2020 年《民法典》的颁布终结了上述争辩，其第 522 第 2 款条明确规定了第三人利益合同，原《合同法》第 64 条被吸收成为第一款，在立法技术上借鉴了《德国民法典》，将向第三人履行与第三人利益合同放置在一个条文中，对比明显，鲜明突出了第三人利益合同与其他制度的核心区别，总之，《民法典》第 522 条无疑是立法之进步，弥补了自《合同法》以来的立法空白。

2 第三人权利

2.1 第三人权利的产生

基于债的相对性，一般而言合同仅对缔约双方产生效力，而作为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的权利何以产生。古典契约理论将交易设想为一种仅影响合同双方利益而无关乎其他人的理想关系的出发点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弊端，先不论现代社会大数据背景下每个人的行为都是息息相关的，单论合同交易本身的连续性和相关性以及私法公法化下某些交易要受到来自国家公权力的管控可以推知不存在完全理想化的合同关系，合同不仅仅是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交换，还可能波及其他第三人或者社会的利益。

法律是通过对信赖关系的确认来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利益。在第三人利益合同中，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补偿关系是债务人愿意向第三人为给付的原因，第三人有理由相信债务人会遵守合同约定向自己为给付，「一个德国法官往往会考虑第三人是否已因对赋予其利益允诺的信赖而改变了其地位。如果第三人已改变了其地位，应认为合同当事人已经失去了取消或变更第三人合同权利的权利。」故，只要合同当事人之间存在信赖关系，根据诚实信用原则，一方基于对另一方的信赖而产生的损失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这一赔偿包括信赖利益和期待利益的损失。根据缔约过失责任相关法理，第三人可以基于对合同的信赖关系主张利益赔偿，即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可以主张损害赔偿，而第三人利益约款赋予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既可以解释第三人权利的产生，也是第三人权利的一部分。

2.2 第三人取得权利的模式

两大法系国家对第三人取得合同权利的模式主要有接受说和自动取得说，我国《民法典》第 522 条采用哪种权利取得模式需要进一步讨论。

接受说，即第三人利益合同成立后，通过第三人利益约款赋予第三人的权利需要第三人作出接受的意思表示才能发生法律效力。采用接受说的典型代表国家是日本和法国。我国民法典在编纂过程中，接受说曾经出现在民法典编纂草案合同编和专家建议稿中，此后正式颁布的《民法典》正文中关于第三人权利取得模式却并未采纳接受说，且从理论研究上也不宜采纳接受说，在我国学术界，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只享有合同权利，不承担义务，换言之，该合同对第三人而言是纯获利益的合同，如果采用接受说，则第三人需要承担作出接受的意思表示的义务，等同于无形中向第三人施加了额外的负担，这与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纯获利益的本质是背道而驰的，幸而我国在立法时考虑到可能存在上述问题，在选择模式中舍弃了接受说。

自动取得说，即合同生效后第三人取得权利，采用此种模式的国家主要由德国、意大利等，该说符合合同自由原则，只要合同双方当事人赋予第三人权利的意思表示真实，合同生效后第三人即可自动取得权利，其优点在于能够使第三人尽可能地获得合同权利，这种权利取得模式的底层逻辑是先让第三人在形式上取得权利，然后赋予第三人以拒绝权来矫正可能存在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强迫得利的情形，但是，子非鱼焉知鱼之乐？纯获利益固然是商事主体心之所向，但不能排除一小部分人因为某些特殊原因而不欲接受此种利益的情形，而且此种做法是双方当事人合同自由体现的同时也是对第三人意思自治原则的违背，另外，若第三人原本就不想接受合同权利那么赋予他拒绝的权利是多此一举，总之，自动取得说也不宜成为我国的权利取得模式。

根据《民法典》第 522 条第 2 款的规定，我国现行《民法典》有关第三人取得合同权利的模式既不是接受说，也不是自动取得说，而是考虑到中华民族的特性带有中国特色的权利取得模式。自动取得说是先让第三人取得形式上的权利然后再赋予第三人拒绝权，而我国《民法典》则是将选择权交给第三人，让第三人自己在合理期限内选择是否接受合同权利，即便是利益，被动的接受和主动地选择无疑是后者更符合第三人的处境，且从体系上来说，这种模式也符合我国民法一贯的作风。美中不足的是，《民法典》对第三人的合理期限内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是否可以参照一般诉讼时效期间予以适用还有待商榷。

3 结语

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在我国民法立法史上几经沉浮，终于在《民法典》第 522 条「修成正果」，在第三人权利取得模式上，立法者在考虑民族特色、交易习惯的基础上采取了符合我国国情的权利取得模式，可谓独树一帜，此外，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合理期限的规定符合法理但不易操作，希望在配套的司法解释中能够得到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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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谢小洁（1997-），女，汉族，湖南衡南人，硕士研究生，沈阳工业大学，研究方向：民商法。

作者 谢小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