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到「真减负、不反弹」？

每年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工作，按照一二三产业，都有「招大引强」的任务指标要完成。相较比较成熟的工业，第一产业特别是基础条件局限性特别大的农业领域，完成指标的压力就很大。某地去年被要求完成一定数量的第一产业「招大引强」指标。为了避免上级追责问责以及检讨等处罚手段，相关主责部门找到空壳平台、公司桥接资源，通过签署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的框架性协议，在纸面上完成了年终考核需要的指标，但又准备来年取消掉协议。

受访体制内中层、基层干部告诉廉政了望·官察室记者，如今对于一些乡镇、部门而言，年终考核呈现出脱离实际、过度考核的趋势。为了满足这些考核指标，类似上述这种形式主义的应付手段层出不穷。

某地一名刚从当地市民政局调至某区政府办的干部对记者说，基层干部普遍都很反感过度考核，「在我们看来，这就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在考核领域的一种变相体现，把用来考核的『指挥棒』，变成了对基层干部的『杀威棒』，更加磨灭了基层的能动性。」

近两年，从中央到地方都意识到并采取措施推动为基层减负，基层减负专项工作逐步向下延伸，但实际收效在考核领域还不明显。如何在完善考核的「指挥棒」作用的同时，切实做到「真减负、不反弹」，是不少中层、基层干部的心声。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桂华认为，「现在考核变成问题的最大原因之一就是条线中心化。条线部门将自己从业务部门转变为监督部门，下达的『中心工作』越来越多，而形式主义、负担很重已经是困扰基层的现实。减负本身因而就是当前工作要解决的最直接问题，减负就是目的本身。」

树立正确政绩观

以前的考核多以百分制计算，后来一些地方逐渐出现了千分制甚至双千分制。「问题在于，每个部门又都按照百分制或者千分制设置自己的考核指标，而部门单独考核指标可能在整个综合考核里面只占 5%，但是依旧按照自己的百分制来设计指标。」桂华说，比如，具体到一个股室、科室的工作，折合下来可能只能在千分制考核中占一两分。但这个分如果被扣掉，后果是乡镇基层很难承受的，因而每项工作都得抓。

这就涉及考核结果的运用问题。一方面，年终考核直接反映了被考核单位领导干部的「政绩」。一名受访干部指出，「年终考核成绩好不一定能确保提拔，但是坏成绩却可以确保领导得不到提拔。故而对于一些干部而言，年终考核是影响特别直接和显着的一种强激励。连续两三年考核落后，班子成员就要调整了。」另一方面，对于东部一些较发达地区，单位年终考核的成绩又与一般干部的绩效工资高度挂钩。个别公务员的这一部分绩效工资，甚至可能占到其全年总收入的三分之一。正因此，即便面对越发细致乃至苛刻的考核，被考核单位都不能不认真对待每个考核，如此叠加起来，基层负担就变得特别沉重。

「应该采取合适的方式，在基层可以承受的方式之内，针对重点指标来进行考核，避免考核指标治理走向形式主义。现在有些地方在针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方面，也专门搞一些考核指标出来，这些指标又反过来成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根源。」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

在他看来，从指标治理的角度来说，其实一套好的考核指标体系本来可以起到「指挥棒」作用，更好地列明工作重点和效果，有利于中、基层开展工作。但如果过度考核，指标越搞越多，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就会陷入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窠臼。考核过多或者过度，只是在年终集中表现出来而已，在各种专项性的考核指标中，其实问题也很突出。要解决考核指标所出现的问题，仅仅靠调整考核指标本身作用不大，重要的是改变政府的考核运行方式。

对此，一名受访基层干部建议，地方政府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不能为了出成绩而罔顾地方实际情况，不切实际地乱定笼统型目标，忽略了不同产业、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的差异，光是同梯队的单位或者辖区横向比较，忽略该单位和该辖区的纵向比较，即自己同比以往增速、产业规模等。另外，应该建立会商机制，特别是听取下级的意见建议。

「考核基层政府、干部有很多种方式，并不是仅仅通过量化指标就可以实现的。还应通过日常的观察、群众处的了解，以及一些重大事件中党员领导干部的表现辅助考核。所以，我们对基层政府和对领导干部的考核一定要全面、多元。」庄德水说。

有效考核的前提是精准

「以往能分清轻重缓急的工作，似乎都变得同等重要了。作为上级的领导干部，为了保全自己，形式上特别注重开会、调度，样样都在向下面干部传导压力，只要哪里出了纰漏，自己反正是传导到位了的，是下面干部落实不到位，是工作方式方法有问题，实则上就演变成了新的官僚主义。」上述受访区政府办干部告诉记者，「作为基层干部，我觉得一个好的考核指挥棒，是能尊重客观规律和实事求是的。」

「以区县一级向下考核为例，在过去，区县年终考核一般由区县『两办』主持，围绕着年初定下的经济发展、税收增长、基层稳定等主要指标展开。由于这些都是基层的中心工作，考核项目并不多，工作成效比较客观，考核过程相对简单。」桂华指出。

尤其在基层的行政工作中，有大量内容是做群众工作，接触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为群众服务，把它们转化成一个个具体的客观指标其实存在难度。因而现在干部们面对的困境是，考核变得特别「精准」，然而目标有时又特别抽象。

桂华近来在多个地方进行实地调研，在中部某地调研时他了解到，当地民政局每个月对乡镇遗体火化的数量也要提前下指标，进行完成率排名。有乡镇干部忍不住向桂华抱怨，一个月本地去世几位老人无法预知，这也要排名？！

过去的考核多是「达标考核」，目标和结果都很确定。有专家将这种治理现象叫做指标治理，基层按照考核体系所规定的指标来开展工作，对列入考核指标的就予以重视，投入资源和人力。「从上级角度来说，特别是从审计需要出发制定了很多指标体系。基层当然希望考核少一点、压力小一点。但与此同时，中、基层也需要一定的形式来表现自己的工作业绩，所以这种需求是多样化的。」庄德水说。

而现在，考核倾向全过程化、全领域化，并且越来越多的考核采取排名的方式，没有明确的标准，势必产生「相对落后」，让一些基层、中层单位必须「卷」起来。多名受访专家、干部都认为，考核不宜事事采取这种「内卷」式的排名制。

「考核的一个前提就是必须要精准，考核指标或者任务和目标之间必须要匹配。」针对这一现象桂华提出，统一回归到以「两办」为中心，以中心工作为内容的年终考核，不失为一种选择。

「需要领导干部把抓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能力提升起来，吃不透本地情况，两眼一抹黑，自然只能『把把抓』。」某地区政府办干部说。

某县交通运输局一干部认为，各级在开展年度考核工作时，务必先吃透相关规定，把开展年度考核的考核方式、考核对象、考核范围、考核标准搞清楚整明白，从而制定好详细、具体、贴合实际的评分细则，让年度考核有据可依，从而减少随意性和盲目性。同时，要把握好高效、精准、科学的原则，多在制定简洁有效、可行性强的考核办法上下功夫，坚决避免多头考核、重复考核、层层加码的现象。

破除「假积极」和「假消极」

「现在很多工作文件下来，甚至就连非正式的白头工作提示，都动不动就纳入年终考核，或是作为『重要依据』，倒逼大家不得不样样都聚焦，工作精力是聚了，但是长此以往的话，人的心态也快『崩』了。」某地区政府办干部向记者倒苦水。

目前一些年终考核指标，表现出从实质性考核向形式性考核、从客观良性考核向主观考核、从鼓励干事的导向到存在着违纪违规的风险的趋向。「随着考核过细、过严而来的是一些纸面成绩的水分式增长。客观上，似乎考核促进了大家跳起摸高、良性循环，但是受到不愿被上级质疑的主观影响，考核压力越来越大，基层干部更多考虑的是如何想方设法去补考核的缺口，而不是专心致志把任务做实。」上述干部补充道。

他还认为，应当完善相关制度机制，建立切实有效的考核指标机制，「不能所有东西一股脑地『一票否决制』，一股脑地纳入年终考核，不要让基层觉得事事都要被追责问责，为了不被追责问责而疲于应付。」

在桂华看来，这是一种「假积极」，承担主要责任的领导干部必须努力完成任务，才能避免被问责或是通过排名靠前而获得晋升机会。但是为此的资源投入，很多时候仅仅是为了完成考核，与改进群众生活的关系不大，这种严厉考核排名带动的积极作为，是干部利己的「积极」。

而地方政府通过一些取巧的方式和渠道，实现一定程度上的考核补缺，对于执纪监督而言，还是一个相对空缺的领域，更加容易滋生违纪违规的行为，哪怕程序上看起来的合法合规，是集体决策、也是论证结果，但是本来就是为了不存在的目标而走的形式，实际上也是对公权力的滥用和伤害。

与「假积极」相对应的是一种「假消极」，即减负政策层层传达后，「减负」本身又变成了基层需要完成和体现的一项工作，需要通过做台账、拍照留痕等方式，向考核部门进行证明，变成了「完成工作 + 形式主义」。

桂华认为，「减负本身就是当前工作要解决的最直接问题，减负就是目的本身。减负虽然最终是为了释放基层干部活力，但是，这是迂回之后要达到的间接目标。而不是将减负变成了工具，以成立类似『效能办』的方式推行工作。」

他建议，要想「真减负、不反弹」，首先应当让条线部门回归业务部门，条线工作要变成乡镇工作的支持和服务，而不是条线部门变成考核部门和行政权力部门。其次就是工作考核以达标考核为主，任务要聚焦，工作要有重点，不能将出发点变成回应上级考核和承担部门转移下来的责任。

「将减轻负担、减轻心理压力、反内卷、减少消耗、反形式主义本身当做目的。这些都是困扰体系有效运转的不健康症候。先将症候去了，让基层干部感觉轻松、不内卷、不消耗，才能够直面业务本身，也才能够去接触和了解群众。」他说。

作者 曾那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