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平台贷款的风险分析

【摘要】近年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已经危及我国金融安全与金融稳定，有效管控平台贷款的重要前提是准确识别平台贷款风险。本文从偿付风险、集中度风险、审慎风险和政策政治风险四个角度，对商业银行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进行剖析。

【关键词】平台贷款 风险分析 期限错配

一、偿付风险

平台贷款按贷款期限类型来看，各商业银行业的平台贷款中超过五成为中短期贷款。另一方面，融资平台公司又把筹集到的信贷资金投向于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而这些基建项目往往需要一定的建设年限，能够产生正常的自有现金流量更得滞后，这就导致前面商业银行投放的中短期贷款到期后，基建项目累计回收的现金流未能覆盖平台贷款的本金与利息，从而面临无法及时、足额偿付平台贷款的风险，如果各地的融资平台贷款偿付风险集中爆发，就会对整个银行系统产生巨大破坏。

银行业信贷资产质量恶化趋势明显。商业银行的平台贷款逾期贷款普遍上升，有些银行的逾期余额更是以 10% 的速度同比增长。这些不良贷款增量中，中长期不良贷款总量和占比同时增长，所属的行业又主要分布在公共事业、交通运输业；而这两个行业正好是地方政府融资的主战场。平台贷款恶化问题不仅在城商行盛行，连有些系统重要性银行也难独善其身。建设银行 2010 年 6 月末逾期贷款总额比年初多出 57 亿元，同比上升 10%；中国银行同期逾期贷款也增加了 64 亿元，同比上升 10%。而且期限错配问题极为突出，以 2010 年年末 9 万亿的融资平台贷款为例，假设自 2011 年项目自有现金流为 8000 亿元，每年递增 5%，同期银行的贷款利率为 6%，经测算，商业银行的 9 万亿元信贷资产的回收期就长达约 15 年，而这些平台贷款的还款期限仅为回收期的 1/5-1/3。

有些融资平台公司出于降低融资成本的目的，还将本该是中长期的贷款分解为短期流动资金贷款，然后又将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投放于运营周期较长的基建项目，短期流动资金贷款期限后又进行还旧借新的续贷。这种贷款循环使用的方式在平台公司的资金链正常的情况下还可以维持，一旦平台公司的资金链断裂，没有资金头寸偿还旧贷款，也就无法再借到新贷款进行循环。2011 年相继暴发的「云南公路」、「申虹集团」、「湖南高速」等融资平台债务危机，充分暴露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及商业银行平台贷款的偿付风险。从平台公司的年度财务报告来看，有一半的融资平台贷款流入到自偿能力欠缺的公益性建设项目；有一半的融资平台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与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双双为负值，也就是说这些融资平台公司做的都是亏本生意，主业自身造血能力不足，无法保证平台贷款平息的到期偿付。此外，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本届政府会继续加大廉租房和公租房的供给以及土地政策的市场化改革，这对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产生抑制作用，而这些政策一旦形成合力，融资平台公司贷款的偿付风险还会进一步暴露。

二、集中度风险

商业银行在客户类型选择上，呈现明显的扎堆融资平台现象。从贷款投放来看，2009 年平台贷款新增 3.8 万亿元，占到全国新增贷款的 40%。出于政绩和风险防控来看，各家商业银行偏好有潜在政府保底的融资平台，争相把稀缺的信贷资源投放到融资平台，一方面造成信贷资源配置失衡，挤出了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另一方，各家商业银行的利益都与融资平台捆绑，使得平台贷款的集中度风险持续增加。贷款在集中的同时，风险也在集中。

从投向行业来看，路桥交通业和市政基建业的平台贷款集中。2008 年之前，许多商业银行出于地方政府财力的顾虑，在路桥交通和市政基建业涉足不算很深，这两个行业的贷款集中度不会高于 10%。中央出台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后，商业银行预期到政府最终为此政策后果买单，一改过去审慎的做法，主动支持路桥交通业和市政基建业，于是大量的信贷资金很快从各家银行流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银行贷款在这两个行业集中度迅速增加。据统计，大约有 50%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集中在路桥交通业和市政基建业。

从银行机构来看，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等地方性银行的贷款集中度更加突出。由于地方政府是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信用社等地方性商业银行的控股股东，对地方性商业银行的人事任命有决定权，并且能够摆布地方性商业银行的经营资源和政策优惠，因此地方性商业银行不得不贯彻乃至服从地方政府的政治意图和经济布局。由于是国家重大投资项目没有被覆盖的地方政府，其基础建设由于没有得到中央财政的支出，更加倾向于要求地方性商业银行把信贷资源配置到融资平台上。

从平台层级分布来看，市县级商业银行的贷款平台化更加显着。由于自身实力所限，在无法承接重大项目的情况下，地方性商业银行更多地把信贷资金投放到县级融资平台。以某地方商业银行为例，其城投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与土地储备融资平台的贷款余额之和占到总贷款余额 30% 以上。中部地区某县农村信用社的县级融资平台贷款总额信贷资金占到平台贷款总额的七八成。而县级平台公司屈服于地方政府的意志，把商业性的信贷资金投向于无收费权的、公益性的市政基础设施；由于市政建设项目盈利能力不能产生自营现金流，导致很多县级平台贷款根本得到有效覆盖。因此，地方性商业银行的信贷集中度风险不仅威胁其自身可持续发展能力，也给区域性金融安全带来极大的隐忧。

三、冒进风险

此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浪潮涌起的，除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刺激，商业银行业的经营冒进行为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最基本的经营理念——审慎原则被选择性搁置。

为了追逐业绩最大化，商业银行弱化了贷款风险保障。2009 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多次下调基准利率，商业银行的利差不断收窄。按照我国银行业的实际情况，利差每收窄 0.05%，贷款规模投放需要增加 2.3%，才能对冲基准利率下行对商业银行利润表的负面影响。因此，基准利率下行会导致商业银行千方百计扩大贷款规模投放，以维持商业银行利润，确保经营利润考核指标的完成；而存款准备金率的降低，使得货币市场上的资金过于富余，各家商业银行手上的闲置信贷资源也需要寻找投放出口。融资平台由于有地方政府财政兜底，被各家商业银行视为重点优良客户而被竞相追逐。但是资金市场上的供大于求，使得谈判主动地位向地方政府倾斜，商业银行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导致商业银行向融资平台妥协，最终弱化了贷款风险的保障措施：一是接受财政担保作为前提向发放平台贷款，尽管明知道这种担保缺乏法律效率；二是认可储备土地作为抵押物，尽管商业银行对此类抵押物缺乏财务控制力；三是允许融资平台之间的相互担保，尽管这些融资平台自身明显还贷能力存在缺陷。

为了抢占市场先机，商业银行无限放松信贷审查。在激烈的同业竞争环境中，谁能抢先融资平台占市场，谁就在后续竞争中赢得更大的先机。供求失衡的资金市场中，商业银行冒进地搁置了审慎经营原则，放松了信贷准入条件，忽略了对融资平台应尽的尽职调查。有的融资平台连项目立项审批手续不完备，照样划拨贷款；有的融资平台的项目资本金未予以核实，就急于投放贷款；有的融资平台将多个层次不齐的投资项目打包申请贷款，还是坚持给予放贷；有的融资平台把缺乏现金流能力的实物资产当作项目资本金，商业银行也视而不见；有的融资平台资本金尚未完全到位，贷款就已提前发放；有的融资平台以过桥贷款、关联方借款、城投债等债务资金来充当项目资本金；有的融资平台尚未完善项目合法手续，就以流动资金贷款形式投放。

为了争夺高端客户，商业银行虚化了贷后管理。首先，商业银行没有构建科学的平台贷款的风险预警机制。贷款投放给融资平台后，确保商业银行贷款资产安全一道重要的防线就是及时、准确识别平台贷款的风险暴露。融资平台公司的贷款偿还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财力。但是由于在谈判地位上商业银行处于弱势地位，难以强制要求其向银行提供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状况、融资规模、债务总额、政府担保情况以及或有负债等方面的财务信息，因而就无法准确识别对平台贷款风险，并进行风险提示和预警。其次，商业银行无法有效监控平台贷款的资金流向。地方政府就像上市公司的集团公司那样，对外界施展复杂的「财技」，建立多个融资平台，通过「一台多行申贷」、「多台一行融资」的手段，最大限度向商业银行套取贷款资金；在银行贷款汇划到融资平台，又将贷款资金划入财政专户或关联平台公司，最终银行贷款资金进入地方财政预算的「资金池」，从而脱离了商业银行的资金监控。

四、政策政治风险

当前中国还处于深化改革阶段，政策风险深刻影响着地方政府平台贷款管理。为了熨平金融危机的不利冲击，2008 年末起，我国中央银行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多次下调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市场上的流动性大大增加；银监会鼓励商业银行向地方融资平台发放更多贷款资金，为地方筹资足够的配套资金以承接国家的大型投资项目。商业银行的决策者出于政治因素考虑，将大量银行信用投给融资平台公司。但宽松的宏观调控导向仅维持一年时间迅速转向收缩。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普遍性、连锁性、破坏性警醒了中央对我国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调控态度，再加上 2009 年我国经济企稳回升，宽松的经济政策退出，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从盛宴走向整顿。但是大量的平台贷款余额已成为事实，商业银行不得不承担相应的信用风险。

商业银行的平台贷款质量面临宏观调控的政策风险。现行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有三大来源：地方本级收入、上级转移支付和预算外收入，前两个来源已有明确的预算内支出安排，因此平台贷款的还款来源主要依靠预算外收入。而当前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主要成分是土地出让金，「土地财政」症状无法根治。一般来说，只要房地产市场没有走进熊市，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商业银行的平台贷款余额可以实现以时间换取空间的方式逐步清偿。但是，房价高企已经威胁到我国社会和谐，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政府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力度加强，保障性住房的供给不断加大，很可能从根本上扭转土地拍卖市场持续向上的预期。2011 年起，各地出现了土地拍卖流标的情况，使得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减少，平台贷款政策风险日渐增大。

商业银行的平台贷款还面临地方官员换届的政治体制风险。在以经济绩效为主体的政绩考核体制下，新上任地方官员在确定任期内要上马的大型项目后，就会动用所有资源打造政绩，从而与其他官员参与晋升锦标赛。这些大型项目往往需要高投入，地方政府现在的财力无法支撑，于是就以融资平台作为承贷主体承接商业银行贷款。但是地方官员一个任期只有 5 年，而有些大型项目需要跨越两届政府，本届政府花掉的平台贷款，还贷就留给下届政府来；花钱的政绩归上届政府，还钱的责任留给下届政府，平台贷款责权在地方政府届际之间结构失衡。尤其是临近政府换届年，在任的地方官员更加有动力向商业银行贷款，因为他们并不打算在其任期内偿还贷款；而后任官员也缺乏动力偿还上任官员扔下的债务，从而出现「新官不理旧账」换届政治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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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泰椰（1991-），女，广西北海人，现就读于纽约州立大学宾汉顿分校经济系，研究方向：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作者 陈泰椰